站立于景昭身后的于承恩眼见得皇帝似乎被景昭说动，迁都的心思动摇荡起来，当即跨向前几步，拱手奏道：“景氏父子所奏虽然不为无理，但比较东西两面朝廷所面临的形势而言，来自西疆的威胁仍是要远大于北面叛军残部对朝廷构成的威胁，因此臣以为相比于返回长安，迁都洛阳更属上上之选。望陛下还是不要再迟疑了吧。”
其实，于承恩之所以力主皇帝迁都，除了吐蕃侵占西疆，对长安造成了莫大的威胁这条貌似充分的理由之外，最主要的还在于于承恩想借迁都一举树立起自己在朝中不可替代的威势，进而登上能与李进忠相比肩的高位。
试想，如果皇帝返回长安，到时论功行赏，自然是率军收复长安的景云丛应居首功，而他于承恩仅凭着这dǎn儿所谓的护驾之功是断断难以望其项背的。而倘若皇帝肯采纳他的建言，迁都洛阳，情形就有了很大的不同。景云丛率军收复长安，对皇帝来说，只不过是从吐蕃人手中夺回了一座城池而已，其功劳自然要大打折扣，而他于承恩则不但护驾有功，无形之中还成为了倡言迁都、安邦的首要功臣，这一来一去，对他来说，可谓是有天壤之别，叫他如何不对景氏父子针锋相对，心存忌恨。
正反两派都已开口说话，皇帝的目光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唯一的一个中间派－－韦敞的身上。
韦敞饱读诗书，如何不知国难当头之际，唯有皇帝早日回銮长安，才是稳定局势，笼络民心的最佳选择，可是当他听到景暄战死于承天门外的消息后，他就对支持景云丛的建言，主张皇帝返回长安产生了涉及他自身利益得失的顾虑，因而态度变得模棱两可起来。
就此次皇帝弃城东奔后朝中、宫中的权力演变趋势分析，韦敞私下里得出结论：伴随着景暄的战死，后宫之中将形成婉容大权独揽的格局，进而影响到前朝，而尚敬作为景暄的亲近重臣，竟因瞒报西疆军情被皇帝处死，则再次验证了他的推断，那就是景氏一族虽将因收复长安得到皇帝的封赏，但同时也将失去对后宫的掌控，进而影响到景云丛在朝中实际拥有的权势和地位，自己这时贸贸然站到景氏一方，万一将来因此遭到于承恩一派势力的忌恨，岂不是得不偿失？
由于有了种种顾虑，韦敞虽明白皇帝在期待着自己表明态度，却依然低下了头，一言不发。(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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