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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坏处想、就算不会受到“卸磨杀驴”“兔死狗烹”的待遇，不定哪一天惹天子不高兴，被发往漠北的苦寒之地去任职……想到这里、仆固怀恩的心在不停地颤栗。“不行”！他不由自主地叫出声来，这声音在万籁俱寂的深夜显得格外的沉闷，把帐外的卫兵也给惊呆了。这一刻、他才真正明白了“养寇自重”的真谛。
第二天、正准备入城去改编叛军的政府军诸将李光弼、李抱玉、辛云京等分别接到仆固怀恩的命令：“各地已投降的叛军将领各保留原职，政府军各将领停止接收降兵，维持现状，等候中央的指示。”
李抱玉等将领不服，把他告上了中央，仆固怀恩也紧跟着上诉。不久、朝廷的诏书贴在了各地城门楼的墙上，上面写着：“东京及河南、北受伪官者，一切不问。”不用问、仆固怀恩赢得了这场官司。
这样、所有叛军的节度使又都堂而皇之的当上了大唐政府的节度使。代宗天子李豫绝对想不到、正是他这个草率的决定，使河北的成德、魏博、幽州三镇不久便成为藩镇割据的祸乱之源，贻害大唐达一百四十年之久。
长期以来、人们对藩镇割据都深恶痛绝，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不能因为有人在搞割据，就一杆子打翻一船人，说所有的藩镇都不是好东西。
著名学者张国光先生在他的名作《唐代藩镇研究》中，将藩镇分成四大类：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东南财源型。我觉得这样的分类是十分中肯到位的，下面我试着对专家提出的这四种类型，分别作出我自己的解读——
一、河朔割据型：从公元763年平定安史之乱后，藩镇的数目急剧增多，究其原因我以为主要是大唐的皇帝们太过于厚道了。太不为自己的千秋大业着想了。委任了这么多的节度使，其中竟没有一个是宗室子弟，以至于在朱温大逞淫威之时。没有一支宗室武装以赴国难。
藩镇增多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任用叛将为河北地区的节度使。
2、默认朱滔、李希烈部下的降将自立为留后（即预备节度使）。
3、在剿灭黄巢的过程中，任用其部下的降将为节度使。最糟糕的是把地处中原的宣武镇给了朱温。
4、但凡在平叛或其它领域成绩突出者。朝廷都给他个节度使当当。
从公元763年至884年剿灭黄巢时止，在这一百二十余年里，搞割据的藩镇基本只局限于河北地区，全国其它地区并无割据现象。当然中原地区也发生过朱泚、李希烈、吴元济等反叛事件，但那就像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说的“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可以不计。
在剿灭黄巢之后，由于朝廷错误地遏制了李克用的势力，使朱温的势力一家独大，天下藩镇无一能与之匹敌。这才加速了唐朝的灭亡。
有人指责皇帝不应该重用叛将，也有人指责说不应该猜忌功臣。在那个时代、该相信谁、不该相信谁，只有天知地知、和那个谁本人知。事实上叛将里面不也有好人吗？如：薛嵩、田弘正、刘总、李佑等。功臣里面不也有逆贼吗？如：仆固怀恩、李怀光等。这事找谁说理去？
把藩镇之乱的根源统统归于皇帝，是不公平的。唐德宗曾下过《罪己诏》这只不过是一种担当、一种姿态，确切的说更是一种政治上的谋略。
藩镇割据具有以下七个方面的特征：
1、节度使职位自主承袭，或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
2、内部劫夺、以下克上，有部将杀、逐节度使自立的，也有牙兵（亲兵）杀、逐节度使拥立部将的。
3、拒绝朝廷委派的节度使（但能接受由宦官担任的监军）到任。
4、自征兵员、自收租税、自定法令、自任本辖区内（州县）的官吏。
5、不愿意履行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如：不积极主动地上缴利润、率兵勤王等。
6、当中央的指示精神与其地方利益有冲突时，他们往往以武力相要挟。
7、既当绿茶婊、又要立牌坊。既割据一方土地、又想要皇帝颁发委任状和象征权力的节度使旌节。
以上第3和第7条足以证明、他们都毫不犹豫的认定自己是中央领导下的地方政府，不论他们怎么跋扈也不敢立国称王，至少还得使用唐朝的年号。这是中央的底线。踩到底线就意味着战争！
这也是晚唐与五代十国最根本的区别，把中央失去控制的藩镇列入五代十国的论点是没有说服力的。更有甚者、称李克用为五代名将，对此我除了遗憾还是遗憾。
二、中原防遏型：中原的概念通常是指黄河及长江流域，包括东南沿海的地区范围。防遏即防御、遏制的意思。中原的藩镇防遏的对象究竟是谁？我看大致有四类：
1、河北三镇的割据势力。
2、中原本土的叛臣，如：朱玫、王行瑜、秦宗权等。
3、吐蕃、钻安史之乱的空子，占领河西、陇右使长安处于其威胁之下。
4、黄巢、他率领的农民军与政府军的战争遍及大半个中原。
上述中原形势的时间范围应定在自781年河北三镇叛乱开始，至884年黄巢败亡时止。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安史之乱是属于叛乱、不属于割据。此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取得了中央的许可证，是否主动使用过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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