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的那段日子，黄宗羲也见了许多朋友，有旧识，有新朋。頂點小說，既有官场大员，也有致仕乡宦，还有商贾巨富，多日的聚会应酬，各种朋友结识了一大群。
这次大会开了有十多天，最后大家都满意而归。复社不再是群龙无首一盘散沙，他们推举了新的社长。而新社长就是黄宗羲，这是他怎么也没有料到的，又推举了数名副社长，分别由顾炎武、吴应箕、顾果、郑元勋等四人为副社长。
李春江和陈贞慧等五人，被选为名誉社长和名誉副社长。
复社又与其它诸社联盟，一时声势雄壮。
最后在李春江等的提议下，复社与联盟的诸社，都添加了社纲，其中第一条就是永远忠于大汉，永远拥戴大汉皇帝。
所有成员都宣过誓言，忠于大汉忠于大汉皇帝。
复社甚至还得到了一个特权，他们有权把自己的建言递交给朝廷，把自己的声音传达到朝廷，传达给皇帝。当然，复社成员们的建言折子得先交到复社总部。
为此，复社又还成立了一个复社理事会。选举了三十六名理事，以后重要的事务，都由五名社长和这三十多名理事一起商量，包括社员们的建言折子，交到理事会讨论后，多数通过的，再由社长黄宗羲呈给朝廷。
李春江还宣布以后朝廷会每年给复社理事会拔一笔资金，社长和理会们，还能拿一份年薪。
不过相应的，以后复社如果要举行集会，都得事先向当地官府递交备报，会议的内容也得备份上报。
黄宗羲觉得拿朝廷的钱，总有种被朝廷收买的感觉，可李春江坚持。说这是为了让士子们有个更好的环境，也让他们能够更好的把士子们的建言及时的整理并报告朝廷。
话说的这么大，黄宗羲只好同意了。其实这笔款子还不少，因为复社成员有一万多人，各地分社众多，因此朝廷每年给复社一万块经费，另外每社长一年一千块，副社长五百块，理事和各省分社社长副社长各三百块。
李春江甚至在南京拔了一座宅子，然后挂上了复社总社的牌子。做为了他们的总部。
按新订的社纲，复社的社长、副社长、理事和各省、府分社长、理事们，都是由社员选举，然后报请朝廷，由朝廷通过任命的。而且每人的任期三年，并规定最多连任两届。
从这方面来讲，黄宗羲觉得自己似乎已经成为了朝廷的官吏。
而朝廷还在复社派驻官吏，设有一个监事会，派遣多名监事。还有一名监事长。这些人都不是复社自己选出来的，甚至不是复社成员。
而复社所有的重要会议等，都必须有他们出度。
对于这些附加条件，黄宗羲觉得有些郁闷。但最后大家还是通过了。毕竟朝廷花了这么多银子，肯定不会完全放手的，军中不也还要派监军吗。好在监事也是士子出身的官员，不会是太监。要不然大家肯定不会接受。
大会结束后，黄宗羲回了家乡绍兴。
虽然当了社长，可毕竟乡试重要。
回乡时。他听说各地都在开展换契行动，当听到换契还要征收百分之八的契税时，黄宗羲心里有些不满。
一回到京，家里就告诉他衙门来催了好几次换契之事，说再不去更换，以后没有新契可就要没收田宅财产。
黄家在绍兴余姚县通德乡黄竹浦，一个安宁的乡下。
黄家也算是乡里的大户地主，平时也都是靠出租收佃放债收益，家里人多不事生产，一心只是读书科举，然后出仕做官，赚下的银子又拿来置地放债，祖祖辈辈都是如此。
“夏收已过，租子也该收了。”
黄宗羲对管家道，这附近的人家大部份都是佃种他们家的地，且都拖欠的厉害。眼下已经夏收，如果不马上下乡催租，只怕农民们到手的那点银钱，转眼又不知道哪去了。
“大爷，今年的租子佃户们都已经送过来了，连着往年欠的，也多是补上了。还有拖欠的，也只剩下最穷的那几家。”
管家的话让黄宗羲大吃一惊，什么时候佃户们不再拖欠佃租，甚至不抗租了？
江浙地区虽然富裕，可也是重赋地区。
《明史·食货二·赋役》载: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
虽然说绍兴属浙江省，不如江南省的苏松地区田赋高，但也比其它地方高多了。
苏州的田租最高亩税两三石，松、嘉、湖等地也有亩税一石左右，再其次常杭绍兴等地又次之，可也亩税七八斗。
比起河南等地一亩三五升的税，那是重了十倍不止。
虽然说江浙富裕，百姓多种桑养蚕，加上商品贸易繁荣，收入远高于其它地方，但这个重税也确实是个很沉重的负担。
过去黄家的佃租，每年都很难收齐，佃户们经常拖欠不说，还总发生抗租的事情。有些庄子直接整庄子一点租都不交，有时还请来青手对抗，把去收租的家丁打出去。
为了这事，黄宗羲过去没少愁过，尤其是父亲去世后，他身为长子，便承担起家长的责任，要照顾母亲弟弟们。
有时他会感叹，幸好家不是在苏州，不如亩税二三石，这怎么生活的下去。
以往明朝时，浙江一省田税二百七十五万两千余石，而苏州府一府就税二百八十万九千余石，松江一省也达到一百二十万九千余石。浙江一省。田赋还不如黄州一府。而苏州才一州七县，松更是才两县。
说起这重赋，据说是因为国初之时，因为苏松等地原是张士诚的地盘，抵抗顽强，因此灭了张士诚后，在苏松课以重税。
黄宗羲跟着管家去了家里的粮仓，发现仓里果然堆的满满的，仔细的抓了几把，发现都是当季新粮。且晒的很干，吹扬的很干净。
“这怎么回事？”
“大爷，你还不知道吗？朝廷最近新下了诏，各地田赋更改，统一为南方亩税二十斤，其中国税十五斤，地税五斤。而北方则亩税十六斤，国税十二斤，地税四斤。另外不论南北。每亩皆加征一斤粮，为丁银。”
管家解释了一会，黄宗羲听明白了过来。
“你是说，以后田赋每亩只征二十一斤粮。折银四角二分。然后再没有附加，没有火耗，甚至这四角二分还包括了所有的火耗附加和丁银在内，不再另征丁银。也不再征免费劳役？”
管家咧嘴，山羊胡子都在抖动着。
“就是这么说咧，皇帝的诏书都贴的到处都是。还有公差四处宣扬，没有错的。想不到，新皇帝还很仁厚啊。”
黄宗羲怔在那里，二十一斤粮，不过一斗多点，而过去他们征多少？亩征七八斗，这还没包含加征的火耗，以及丁银等。光是加征的火耗，都有好几斗了，若再加上丁银，每亩产出半数多要上交皇粮。
而现在，才一斗多点，这反而相当于过去赋税的十分之一了。
绍兴的田地还是不错的，细心伺弄，种两季的话，加起来亩产三四石肯定没问题。不过因为南方土地兼并严重，大多数的地都在地主手里，因此百姓既要交税还有交租，这留下的收成自然更低了。
再遇上各种加派、加征，日子越发难过。
而现在，朝廷居然说禁止地方加征火耗，也不会再有人在粮食收获时打压粮价，抬高银价，更不会有交银时要加征火耗，实实在在的，粮赋加丁银，按亩只征四角二分。
“粮站已经把夏粮收过了，一手收粮一手给银券。粮赋确实只收四角二分，一分不多。不用押粮送粮，不用加征火耗，老汉我活了五十多年了，还是头一次见到这样的情形。”
“这不，百姓把粮交了，手里有了银券，仓里还有了余粮，便主动的过来把佃租还有历年拖欠交了。”
其实百姓也不想拖欠，也不想抗租。
欠着债，就觉得背着压着大山。可以往不拖欠那就要饿死妻子儿女，也只能无奈拖欠甚至秔租。
但现在既然有了剩余，那大家都会想着早点把债还了，无债才一身轻，无债才能把脊梁挺直。
佃户也是感恩的，他们清楚的知道自己种的是黄家的田。而黄家在乡里，一直名声不错，灾年之时，也会救治乡民。遇到有人家丧葬娶亲等无情之时，也会借钱。
尤其是之前朝廷要求各地减租减息之时，黄家也第一时间响应了，主动的跟乡民们清理了债务，该免的都免了，该清的也清了，租也减了，息也减了。
大家都觉得黄家办事公政，做事地道，现在大家有了粮，自然没人还会再去拖欠。
“东家，不少人还多加了三五斗，说是今年要换契，我们黄家又要破一笔财，大家都愿意帮衬一把。”
黄家确实要破一笔财，换新契不只是换契这么简单，还要加征一笔契税。本来契税只是在交易买卖时立契后才缴税，现在只是换契并不是交易。可朝廷却要加征这笔契税，说白了，这就是一笔向大户们开刀的财产税。
就如汉武帝的算缗令，根据财产征税，汉武帝是征收百分之十的财产税，小手工业者征分百分之五。后来许多人不愿申报财产，汉武帝又下达告缗令，举报者鼓励。
这道命令，让当时无数的富户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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