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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确实有点担心，但居然不是害怕，而是——很为父亲感到骄傲呢！
父子俩单独谈了谈，张文雅也没有偷听，大概还是想教育克里斯不能使用暴力手段吧。
不过，不怎么有说服力。他自己还不是只能想到用暴力来解决问题，或者只是为了撒气。
梁先生作为男小三，应该不会主动挑衅肯特先生。
男人啊，果然都受不了戴绿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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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的小小冲突不幸的飞快传遍整个小区，外国友人如何评价肯特先生的撒气行为不得而知，保姆圈里倒都觉得肯特先生这个大冤种还算有点“男子汉气概”，纷纷谴责肯特太太“红杏出墙”，“不守妇道”。
郭大姐林大姐都挺鄙夷丽雅，说她给丈夫戴绿帽子，克里斯老可怜了，以后呀，抬不起头来喽！
她俩的思想很传统，也不懂一对夫妻闹到要离婚，肯定不是哪一方的错，尤其人家美国人民天天喊着“自由”。她们不懂娜拉为什么要出走，也就不明白为什么丽雅放着斯文温柔的肯特先生不要，居然傍上一个“白相人”。
“白相人”是上海话，专指男人，指的是一个人外表光鲜花花公子，但却无所事事，只知道吃喝玩乐、骗吃骗喝骗女人。
她们都觉得外国友人高人一等，美国阔太太搞上中国白相人，是有哪里想不开？
张文雅很疑惑，梁先生居然是“白相人”？完全看不出来嘛！
不过她也不信梁先生跟丽雅是“真爱”。
作者有话说：
*《黄山来的姑娘》说的是我们安徽的小保姆在北京工作的事情，除了演员没有半点黄山口音之外，拍的还挺向上的。女主玲玲是个来自黄山的姑娘，在北京换了几个雇主。第一任雇主很典型，斤斤计较，每天菜钱都要报账，看不起外地人，诬陷玲玲偷了毛衣（其实是被女儿带去厂里忘了拿回来），玲玲这实诚姑娘跑去重买了一件新毛衣，反而被雇主嫌弃过于“斤斤计较”，把她赶走了；第二个雇主苦命女人，刚生了孩子要坐月子才找了保姆，结果丈夫在外地工作，人没回来钱也没回来，抛妻弃子大渣男，好心的玲玲临走之前还给雇主买了只鸡炖上；第三个雇主家境很好，爷爷是部门领导，奶奶是书法家，孙女想进歌舞团，想让爷爷走个后门，爷爷义正词严说咱家不兴搞这个歪门邪道。
结尾是玲玲家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承包了鱼塘，叫女儿回家帮忙，玲玲回家愉快的当鱼塘主去了（不是）。
*故事符合1984年的精神面貌，一切都是积极的，就是按照现在的眼光来看，实际它的主线是很弱的，反映改开对女主的影响，女主实际很被动，对家里的鸡毛蒜皮只侧面描写了一点，弟弟有出息好好上学，哥哥聪明但是不走正道，迷上赌博，家里找她这个妹妹要钱，给她愁死了；但快到结尾忽然来了个转折，赌鬼哥哥办起了公司，出售渔产品，家境顿时来了个大飞跃。过于美好了一点。
第14章
◎人人都要有私房钱◎
到了6月初，美国学校要放假了。
上海美国学校跟中国学校不一样，不是7月初才放暑假，而跟美国学校同步，6月初便放假了，暑假长达三个月。按照美国家庭的传统，暑假是亲子活动的最佳时间，父母带上孩子去旅游，或者送孩子去参加什么夏令营、童子军的活动。
丽雅·肯特要返回美国，梁先生与她同行，签证资料放到肯特先生桌上。
还能怎么样？只能给他通过喽。
丽雅打电话问克里斯要不要跟她一起回美国，或许他想回美国上学。
克里斯挣扎了好几天，还是决定留在上海。
“爸爸很可怜，”克里斯恹恹不快，既为了拒绝了母亲感到难过，又为父亲的不幸感到难过。“我要是也走了，他准会觉得连我也抛弃了他。”
“抛弃？”
“这个词可能不太准确。”
“丽雅首先是她自己，你觉得对吗？”
“嗯哼。”
“然后才是肯特先生的妻子、克里斯·肯特的母亲，对吗？”
他想了想，“你说的对。我不该为此难过，我的很多同学都是单亲家庭，没有父亲或是母亲，我只是……我只是没想到我……没想到他们也会离婚。”
张文雅摸了摸他脑袋，“你需要找人谈谈吗？你学校里应该有——那个词叫什么？心理辅导老师？”
“有的，但我不想去见她。”他叹气，“我能跟你谈谈吗？我只想跟你说说。”
“我不一定能听得懂你在说什么。”
“你该好好练习口语，我暑假留在中国，这样我们就可以天天说话、说很多话，我保证你学的很快！”
那倒是不错的！
*
张晓峰很忙，忙得想不起来女儿应该搬家了。他不问，张文雅也不会主动提及。
程秀梅差不多每个周一都约她出去玩，她们看了几次电影，克里斯想跟着一起去，张文雅没带他，不然要怎么跟程秀梅解释呢？
但她忘了自己两边糊弄，对张晓峰说自己在小超市当收银员，对程秀梅说自己在饭店打杂。终于有一天，程秀梅说漏了嘴，张晓峰觉得有点不对劲，不管是当收银员还是当个打杂，都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怎么居然撒谎呢？而且，到底哪边说的是真话？或者说，全是假话？
这会儿他想起来张文雅说要搬家，便问她：“你上次说搬家，找到房子了吗？”
张文雅也没多想，随口一编：“找到了。”
“在哪儿？”
“在——闸北。一个小破房子，房租便宜。”
“闸北啊，环境怎么样？一个月多少租金？”
“一个月20块。”
“太便宜了一点。多大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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