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递给他一块巧克力,见他腾不出手来接,便放在茶几上。轻轻的一声,像是燕子归巢时的脆响。
“我还没说完呢,也是可以快乐的——”她把头发别到耳后,脸庞沐浴着斜阳,离他更近一些,“送我一个生日礼物吧。”
他庆幸自己即将从那过分聪明的质疑中脱身:“什么礼物?”
“问我要什么生日礼物啊……”她顿了顿,看他一眼,目光像阳光,金色的、半透明的,蜂蜜般流淌开去,“老师敢和我在一起吗?”
*
她看了他半天。慢慢浮上来的表情,有一点好笑,有一点得意,也有一点失望:“开玩笑的。”
“这玩笑不能乱开。”他摇摇头,从沙发上站起来,坦言道,“真是吓到我了。”
“过生日嘛,不要计较那么多。”她把那束玫瑰花抱到办公桌上,回过头来问他,“如果是真的,你会怎么回答?”
然而他已经推门走了。问题淹没在开门声里,她的视线和那束璀璨的玫瑰,被阻挡在门后面。他没有回答。他不敢回答。
之后好些天他都避着她。虽说是开玩笑,但他总以为不像;自我反思后,又觉得这种想法不好,万一人家真的在开玩笑,那不就堕入自恋——然而不论是开玩笑,还是真心话,都是他所不能求证的。好在新一轮中学生话剧比赛即将开幕,他忙着指导学生,也就渐渐忘了那一日的尴尬。而她也不见得轻松,海原祭过后,又要准备艺术节,气还没喘匀呢,就得拿着策划书,邀请他去做评委,人往办公桌前一站,依然是不卑不亢、有礼有节的样子,看不出任何龃龉和异样。
他还是叫她明理。她也还是,不用敬语。
回想起来,那时真是贪心。都知道有些事是绝对不行的,不行就是不行,没的商量。可谁都舍不得放下,是想在这“行”里走到头,然后收场。
然而那窄路,仅容一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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