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当我拖着沉重的脚步，不得不去文工团报到的那天，人委大院里，团长一句欢迎的话刚一出口，便触动我痛。众目睽睽之下，我扑倒在健的怀里失声恸哭
面对走出大山放下锄头后的第一份工作，我没有半点欣喜，只有悲伤和愤懑。因为我的面前还有更好的机遇可选择，可是我被剥夺了权利。耳边会时时响起政工组老冉威逼的话语：
“你要是不服从，就你这样的家庭出身，我可以让你一辈子在大山里永远出不来！你信不信！”
没法不信。胆怯地望着他透过镜片射出的凶光，我有些不寒而栗。
想起曾经在心里抱怨过文革中逆来顺受的父亲，可那一刻，我体味到了何为命运之掌的无形之力。于是，被强冠以“文艺工作者”的我，如同被光荣押解的犯人，悄自悲愤着心情，心有不甘地跟在自己的户口本后面，艰难地完成了今生认命的第一次签字画押
还记得以后很长的一段日子里，每一个黄昏，乌江边都会有一个默默流泪的身影。她的身边总是有健安静地陪伴着，陪她一起看江对岸水运的信号旗，听江面船只的声声笛鸣，泪眼汪汪地看着它们一天天从家乡来又往家乡去
不久，记忆中的第一个中秋悄悄来临。
那一晚，没有人在我记忆中悠闲地赏月，反而出奇地静。也许只有黑夜的眼睛知道，有无数纠结着思乡的飞絮，在辗转反侧中无眠。
记忆中的健在轻轻敲门，她唤我起床跟她出去。怕惊醒别人，她没有言语，我一头雾水。
这是分给文工团的一座木式二层结构的老楼，静静的长廊仿佛已经在梦乡中沉睡，只有我和健的身影，轻轻地穿行在如水的月光和婆娑的树影里。我俩小心翼翼地行走那长长的一路，唯恐脚下木楼板的嘎嘎声，会惊醒伙伴们的好梦。
健住在长廊尽头，她比我先进团，与阿果她们几个女生住一间大屋。
远远地，我就看见服装间的门口，有两把乐队的折叠椅在月光下摆放着。
健让我坐下，她转身进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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