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纲领性的内容说出来，其实对于在场的诸多墨者而言就已经很直白了。
二十年前楚人攻商丘的那一次是怎么做的？
除了守城之外，还迫使宋国发生了政变和改革，使得宋国的民众得利，借助于守城之后民众集中在一起的机会，合理合法地进行一些道义的宣传。
今日郑国的事也是一样。
如果说，只要是战争那就是不义的，这对于转守为攻开始四面出击的墨家来说就不是一个说得通的道义：假如有一天墨家出兵魏韩，主动出战，那么是义还是不义？
当诛不义和大不攻小冲突的时候，以何为先？
这是墨家内部的路线之争。
是故这件事必须要讲清楚。
这一次墨家用了非攻弭兵的口号，但这个口号必须要说清楚其背后在修正了墨家道义下的合理性，不然的话对于将来天下的局势反倒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以墨家这些年的经验，什么时候各国君主最有可能接受民众的条件？在有亡国之虞的时候。
民众强则君权和贵族权力就很容易被限制，尤其是民众内部有墨家这个组织在聚拢的时候更是如此。
况且，这件事本身也是解决郑国困境的一个绕不开的问题：郑人凭什么守城？
就现在这种情况，君臣贵族们日富而民众日穷，等到打仗的时候想起来让民众守城，未免有些异想天开。
即便两百年前长勺之战的时候，鲁侯还知道告诉曹刿自己多少还干了点人事，所以民心方可用。
更况于现在。
徐弱对于主持者的说法极为赞同，跟进道：“巨子说，我们要用一切合乎旧制度的、或者不合乎旧制度的手段，以利天下，以利万民。”
“在泗上，我们可以做到不顾旧规矩，翻天覆地。在郑地，我们当然也可以在合乎旧规矩的前提下尽可能使得民众得利。”
“非攻守城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以非攻为目的，那么无论郑君多么残暴，只要郑是小国我们就要帮助守城，这无疑是错误的，也是子墨子当年就反对的。诛不义和非攻之间的界限，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清楚，其判断是否合于道义，就在于子墨子之三表，以及是否能够利于天下。”
“如今通讯不便，上的命令还未下达，但战局不等人，故而我建议：我们应该借此机会，逼郑变革，使之利民。若不然，则我们便没有守的义务。”
“倘若现在我们就实行守城禁令，那么民众反而会怨恨我们，以为我们在助纣为虐，逼死他们。”
“士人明白为何而守，因为他们守卫的是他们的利，也就是由利而产生的义。由此来指责民众叛国无义，那是没有道理的。”
“况且，只靠士阶层，也难以守住。时代变了，不再是百余名士人带着徒卒民众就能野战守城的时代了。”
徐弱的意思，便是现在泗上那边因为交通不便不能够迅速下达指令，事起突然，这就要求在郑地的墨者发挥民主集中制，在符合大义道义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作出正确的判断。
现在新郑如果墨家不介入，是根本守不住的。
以暴力手段推行守城禁令，这又违背了墨家的道义，会导致民众的怨言，民众本身也没有任何想要守城的意愿。
介入的话，就必须要借此机会，学二十年前商丘之变，迫使郑君接受一些利民的变法条件，否则的话墨家就不可能守。
毕竟这件事最开始就定下来基调：郑国不接受政治条件，那么墨家就不会保郑独立。
他之前所说的在城墙后面再建一座新式防御，也是需要墨家全面接管城邑的城防、有郑君背书的前提下才能进行。
墨家守城，拆房拆屋，必须要“主券书之”，日后战争结束要照原价赔偿的。
守城的整体战，更是需要征粮、征调民力，这些都需要郑君出面表示认可才可以实行，否则的话墨家不可能去拆屋建新城防的。
在新郑的墨者不少，如果将民众组织起来，提出纲领性的变法条件逼迫郑君接受，效仿当年宋国事，这也是可能的。
前提就是先接受守城的虎符，有合理合法的名义组织民众，至于说组织起来后宣扬什么，那就不是郑君能够管得到的了。
众人又讨论了一阵后，迅速做出了表决，最终同意了主持者和徐弱的意见，选出三人为代表入宫和郑君谈判，在郑君保证事后会变法变革的前提下，接手新郑的防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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