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如你所说，一旦西夏入侵，陕西会危矣。”韩琦沉声道。
“韩公在陕西时小的就跟随韩公，万万不敢误导韩公。”刘西平说道。
这有一个背景，赵曙即位，西夏派使者吴宗来贺，到了保安军，就象王巨所想的那样，程勘不算是特激进的大臣，但也不是苟和派。吴宗自称枢密，程勘却改唤为领卢，领卢，西夏语中枢密院号。也就是你是蕃人一个机构的蕃官，而不是我们大宋枢密那样的官员。
吴宗怏怏不乐。
程勘没有考虑到他的自尊心，让保安军大臣高宜做为引伴使陪吴宗一道去了京城。
按照以前的规矩，夏使来觐见，必须于皇仪门外，朝辞后等候太监传旨再于垂拱殿面见宋朝皇帝。
这是规矩，即便后世，如何接见外国来宾，同样有着种种规矩。
但吴宗偏偏不按规矩来，闯入顺天门，带着佩鱼与仪物，想抛下引伴使直接面见赵曙。
高宜急了，你坏了规矩，大不了拍拍屁股回西夏，俺就让你害苦了，立即派人禁止，吴宗不同意。两相争吵起来，高宜也恼了，就是辽国人来也没你这小子猖獗吧，一怒之下将吴宗扣在皇城的马棚子里面，又不给他们吃喝，生生关了一天。
吴宗老实了，一天后赵曙赐食于殿门，吴宗便向押伴使张觐投诉。张觐禀报赵曙，赵曙是滚肉刀，但不是西晋那个晋惠帝，心中也气啦，这是俺们大宋皇宫，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啦？
这时司马光与吕诲来了，要处罚高宜。
赵曙不听，高宜做得没错，这是维护大宋的尊严，干嘛要处罚他。但为了两国大局，便让吴宗去延州，与程勘自辨。
吴宗便说：“引伴使对我说，当用一百万兵，遂入贺兰穴。”
延州的通判代程勘回答：“我倒听说过一件事，你呼你们国主为少帝，所以引伴使才有此对，失在你，不在引伴。”
可能高宜不够“尊重”吧，但这个吴宗绝对不是一个省事的主，尽管他也是汉人。
于是回到西夏后在李谅祚面前反复挑唆。
而且吴宗有理了，如果我做错了，宋朝重臣司马光与吕诲为什么还要替我说话。
李谅祚一想，不错，是这个理。
但程勘在延州修道路，筑城防，训士兵，这个骨头不好啃，于是转到了其他地方。
先是将视线转向泾原路，原来是施昌言，但在司马光反复捣鼓下，朝廷用王素代替了施昌言，此人乃是王旦之子，似乎很有名气，那么先放一放，观察后再说。
然后转向了秦州与庆州。庆州是孙长卿，孙长卿似乎在政事上还可以，不过不长于军事。知秦州乃是钱明逸，就是吴越王钱俶的后人，曾担任过宋朝的开封府尹，就是那个假太子将他喝站起来的开封府尹。不过宋朝的南方人会打仗么？
可能就这么想的。
另外定远寨蕃官苏恩背叛，庆州官兵陈大兵于境，然后派裨将前去捉拿苏恩，苏恩看到宋朝官兵浩大，伏首就擒，争取宽大处理了。可接着乜臼族劫狱囚，杀官吏，据堡不用命，当时的庆州知州韩绛一怒之下发大兵夷其族，这是嘉佑五年的事，过去了三四年。但说明庆州许多熟蕃与宋朝关系僵化。
秦凤路原因更简单了，西使城的禹藏花麻！他是向导，他又是主力入侵力量。而且禹藏花麻背叛了吐蕃，再与宋朝交恶，那么只能与西夏一路走到黑。
两条原因合在一起，西夏开始数次分兵抄掠秦凤路与泾原路。没有敢深入，受害的也是宋朝蕃人熟户，但这次抄掠规模之大，远胜过没藏讹庞的小打小敲，仅是杀掠的人畜就达到了数万。
宋朝震动。
国家有事，首相有责，韩琦一边看着陕西的军报，一边又派家中的门客亲自去陕西察看，主要看禁兵的。可是门客回来反馈，却是一个个让人触目惊心的情况。
正是这个背景，王巨才进入韩琦视野。
程勘将王巨两个策子递到京城，各地的奏文第一步不是到皇帝手中，而且到宰相手中，宰相看有没有价值，或事情重不重大，这才决定向不向皇帝呈现。
韩琦于是又想起一件事，那就是王家寨一战。
本来功劳能被围林寨指使程平抢去的，然而程平做得太过份，让王巨将事情闹大。程勘就没有让程平与禁兵分功，如实向朝廷汇报了这件事。
那时候首相乃是富弼，他不想事态扩大，又是一场不上台面的战斗，便冷处理了。但那时韩琦已是二号首相，同样也看到了这篇奏章。
总之，可能是一件好事，可能是一件坏事，朝廷不缺少治理内政的大臣，就象孙长卿在环庆路的内政还做得差吗？但缺少善长军事的人，包括将领。就是换风向，重新重用武将，天知道那个武将能打？
但若是和平年代，王巨那几战，就会让他悲催了。
这个比喻就象韩琦斩焦用，若是西夏正在打，焦用顶在前线，韩琦能不能斩？但不打了，那就斩吧。
所以王巨前面一到京城，后面韩琦便派人将他请过来问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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