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安，你对青苗法看法何如？”张若水问道。
王巨睐了一眼。
章惇与曾布离开王家后，王安石的地位仍然很危险。
弹劾的人越来越多，王安石又得不到赵顼的支持，甚至因为赵顼不表态，导致反对的浪潮更高，于是王安石求分司，分司在宋朝是指到洛阳担任官员。俺不搞变法了，也不呆在京城了，去洛阳混日子去。
司马光看到这个奏折，越俎代庖，在上面批注一句：今士大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以委谁！
你这就想走了，不行，就是走了，得将你搞的这个烂摊子收拾起来，得戴大帽子游街认错，不然你走不了。
所以说水满则溢，月圆则亏，司马光做得太过。
王安石看到疏奏后大怒，两人大吵了一通。
赵顼看到越来越乱，又将曾公亮与陈升之喊来询问。
曾公亮此时无语，王安石上位，他有一半功劳，但当初上位，曾公亮不是为了变法，而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但现在完全脱离了他的控制。
那么变法究竟对不对呢，曾公亮也没有了主意，所以他才一直沉默。
▽这一回看到事情严重，曾公亮只好说先将青苗法废了吧。
至于陈升之更是两面派，一个投机分子，早在几月前就与王安石分道扬镳了，也说必须废青苗法。
现在东府四相。三相反对青苗法。西府两相反对青苗法。两制台谏九成官员反对青苗法，那就废吧。赵顼下诏废除青苗法。王安石听到后，心中冰冰凉，难道我以退为进，是弄巧成拙了？
这也说明赵顼仍然很青涩。
青苗法一废，变法还变个鬼啊。王安石仔细一想，得，俺没办法玩了。上书请求罢相。
赵顼想得比较简单，朕废的只是青苗法，变法中一个不好的“术”，不是不变法，但变法离不开王安石，因此不准。那边也出了事，王安石请求罢相，赵抃也将问题想得简单化了。
废青苗法书旨到了翰林院，翰林院欢呼一片，赵抃却在私下说了一句。不行，按照惯例。王石安还在相位上，必须等王安石罢相后，才能废除青苗法。
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废了青苗法，反对声音降下去，就不容易打倒王安石。所以想打倒王安石，不能马上废青苗法。
他这一闹，这道诏书就拖了下来。
然而正是他这一闹，才成了真正的弄巧成拙。
先是吕惠卿夺情回京，相比于王安石的“高风亮洁”，吕惠卿则多了一份手段。开始时他一直不吭声，直到现在才正式发力，
其次来了一个人，王安石的学生李定。但这个说法也不大准确，比如苏东坡，他自己认为是欧阳修的学生，实际他中进士之前的学业根本与欧阳修无关，其家进入京城，也多亏了张方平之功。再比如王安石另一个学生陆佃，他受王安石之益很少，相反多受了孙觉的恩惠。李定也是如此，他少年时曾受王安石之提拨，同样也受了孙觉提拨。
孙觉这个人来历不凡，是胡瑗与陈襄的学生，是苏东坡、王安石、苏颂与曾巩的好友，黄庭坚的岳父，包括秦观、陆佃与王令，都受过他的提拨。
前年因论邵亢不才，贬为越州通判，后来又调回京城担任知谏院。正好李定担任了秀州通判。宋朝的秀州就是后来的上海，以及浙江嘉定等地区，不过现在上海浦东一半还在海平面下，也算是宋朝一个富裕的上等州吧。越州就是绍兴，两个地区离得不远，两人多有书信往来。并且李定在秀州政绩蜚然。
于是孙觉提议将李定调回京城。
李定到了京城，孙觉为了避嫌，不好召见，便让谏官李常召见，问李定，君从南方来，哪里的百姓如何看青苗法。
李定答道，他们都很喜欢。
李常大失所望，隐晦地说，这是京城热闹话题，你不能胡说八道。
李定便找到王安石，将情况一一反映，王安石大喜，又将李定引进皇宫，让他向赵顼汇报。
由此李定打入了奸邪行列。
那么李定是不是媚王安石呢。
首先李定能不能做证明，能，他从南方来，青苗法宗旨主要就是春贷秋收，这时候正是贷的时候，最少李定的话能当参考。
其次王安石当初承诺是在陕西推广，后来违诺，变成了河北京畿与准南路。但现在连两浙都推广了，这证明了王安石不守信诺。
但这只是表面的，深层次分析则是庞大的一千七百万贯青苗贷。就是放在北方三路，也无法承担这么多青苗贷，所以它肯定要向更富裕的南方六路推广。或者说青苗贷少一点，但青苗贷数量少，收的利息就会少，没有庞大的利润，王安石何必兴师动众？
青苗法反对浪费主战场是在北方，百姓容易受到蛊惑。
南方经济富裕，商业发达，粮食产量高，商业发达，意味着对资本需求大，粮食产量高，意味着容易还贷。因此富户不排斥这个青苗贷，说不定多用来做资本滚大自己的生意，穷困百姓遇到困难时贷一下，以后也能偿还起来，所以强行摊派的少。
实际还有更深层次的，大家没有看到，那就是这个青苗贷的数额，说它少，真不少，一千七百万贯摊派下去，等于摊派地区每户百姓得付出近一贯的额外税。但说它多，真心不多，以宋朝的商业市场，可能每年需求贷款数额不是一千几百万贯，而是一亿贯。两亿贯。
因此李定反映的情况是比较可靠的。
其实司马光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他想将王安石彻底踩死。赵抃受了他的影响，在中书坚持王安石离开相位后，才下诏书废青苗法，都做过了头。
如王巨所说，变法的真正幕后人不是王安石，而是赵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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