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安，你太急躁啦，”老王痛心地说。
在宋朝有两大禁忌的话题，地与税。
说说没关系，那怕象李觏、张载、程氏兄弟公开说，实施古代的井田制度，但不能上书，强求朝廷通过。
包括王安石，对这两个话题也避之不及。
顶多实施了一下方田均税法，似乎沾到这个地与税了。
但始终贯彻得不彻底，而且只是让豪强如数报出隐田数量，不是让他们将耕地交出来均分给平民百姓，更不是让他们从此以后停止兼并。
然而就是这样，因为方田均税法，让多少豪强憎恨之。
更不要说齐商税了，宋朝有多少官员经商，为何，因为宋朝制度，或者所谓的祖宗家法，是禁止官员行商的。
然亦当时风俗，以诈清高，养名誉为事……所以呢，大家都在找代理人经商，没有证据证明他们主动出面的，那么如何公正地去记载。但就是这样，在相关宋史资料里，还能看到n个大臣在经商，并且多有不法现象，包括赵普。
就连苏东坡这样在蜜罐里长大的乖宝宝，还带着几船私盐回巴蜀，以谋取钱帛。结果因为什么不懂，连经营暴利般的私盐，居然还亏本了。
所以这孩子……还是去写大江东去吧，当官好，理财好，都不是这孩子的强项。
就象宿州城吧，位于大运河汴水要道上，因此商业日益繁华，城中百姓挤不下去了，因此知州周秩应广大百姓请求，向朝廷反应此事。宋哲宗拨下一万贯钱帛。让周秩扩建宿州城。
这是好事儿。
一个扩城，能增加多少挤地皮。
又解决了城中百姓房屋紧张的局面，并且扩建后会使宿州变得更繁荣。然而苏东坡打了小报告，说是劳民伤财。此事不了了之，甚至在后来抗金中，作为最重要的城池。因为那次未及时扩建，留下了严重的隐患。
苏东坡是好心，可因为不懂，反而办了坏事情。
但其他大臣不是浪漫天真的苏东坡，他们颇有心计，特别是那些来自权贵豪门富商的后代，比如富弼，富家在洛阳本来就是一个巨富之家，加上他本身有才学。因此没有中进士，晏殊依然赏识富弼，将女儿嫁给了富弼。不过这个小小晏可不是一个省事的主，反而因为这个女儿，晏殊与富弼关系一直不大好。
也就是非是所有官员都有家人手下在经商，但有不少官员都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商贸。
原因很简单，什么来钱最快，非是土地。农业是稳定收入，但暴利还是工商业！
不仅暴利。而且因为他们的地位，胥吏不敢征收任何场税。
这个场税颇是惊人的，最少是百分之五，一趟商货就省下百分之五以上的税赋，那么这个税赋无疑就化成了利润。百分之五以上的利润哪！
想一想，王巨推出齐商税。会惹得多少豪强权贵士大夫的痛恨？
最要命的是皇上当场居然还同意了，立即颁下诏书。
并且这个诏书再加上王巨以前的种种作为，还会让人想入非非。
想什么呢？现在是齐商税，未来会不会齐所有的税？包括两税。
而且王巨还有过类似的做法。
齐掉税后，会不会齐地。
张载以前可是多次说过实施古代井田制度的。而且王巨在南方执行了强硬的改土归流政策，并且打压豪强与各蛮酋，然后将他们家中的财产抄没，所有宅与田一起均分给平民百姓。
如果大家这样一想，会对王巨产生什么样的看法？
到时候王巨必然会因为反对声音强烈，贬出朝堂。
“王公，自从我回来，有些人躲在暗处为了对付我无所不用其急，刺杀，污蔑……但也不算是完全空穴来风。这些年，因为我，直接或间接死在我手中的异族人，包括西夏人、交趾人、占城人、真腊人与海外的土著，将会以百万计算。说不定过了一千年后，子孙后代反思，仍会给我冠上一个屠夫的称号。最少异族人必然会给我冠上这个称号。但又何妨？为了大宋，为了这群族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如果西夏不入侵，金人不南下，后来列强同样不入侵或者打压中国，王巨也不想这么去做。
但事实是……人会吃人的。
就象美帝，一边喊着人道主义，中国威胁论，然而因为石油等资源，发起了多少战争！
其实有时候王巨也不忍，但没有办法。
机会只有这一次，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比如彼岸的彼岸，只有三四百年，欧洲人就要关注那片土地了，从那时起，白种人就渐渐成为第一人种了。
王巨都说到这份上了，王珪无法再劝。
果然，无数反对声音传出。
委婉的说法如吕公著等人，说是会骚扰百姓，打破朝堂好不容易换来的平静。
激进的说法，则是王巨动辄以利动人，以利动朝廷，这将会将宋朝拖入一个功利时代，道德沦丧。
还有其他一些莫明其妙的理由。
就连司马光都在洛阳，连写了三封信给赵顼。
背下有没有写信给吕公著、冯京与孙固等人，就不得而知了。
甚至赵念奴派婢女上门，暗中通知，说是高滔滔在宫中也在游说，劝赵顼放弃这个可怕的做法。
迫于这种情况，王巨只好在大朝会上做出解释：“诸位，关于齐商税一事，有许多人反对。然而我只想说两件事，第一件事，以前我一直未说，直到去年得到大量金子来源后，才将想法禀报给陛下。诸位多半也知道了，未来的举措正是银行司。它的来源有二，存贷利息之差。刺激工商发展，以便让许多百姓变得更富裕，朝廷同时也会得到大量商税。一旦银行司成立以后，这个商税所得甚至超过了存贷利息所得。并且我也在派人安排筹集大量金银，数量越多，作用越大。有可能未来朝廷所得不仅是两千余万。甚至三千余万，四千万。但这个基础就是必须最大限度地齐商税。”
“诸位，如果朝廷能获利这么多，并且是在没有加赋税的情况下获得的，会带来如何的变化？不仅国库更加充盈，许多百姓因此而受益。并且在财政更宽裕的情况下，朝廷就可以取缔青苗法、手实法与宽剩钱。至于许多人反对的保甲法与保马法，只要财政宽裕，朝廷免费向保丁发放所有的器甲。并且给保丁免掉半年相关的赋税，那么还扰不扰民了？不但不扰民，相反，就将它的作用无限放大，例如防盗、让百姓有尚武精神、朝廷在特殊需要下，能立即挑选大量战士、协防边境安全。”
“还有保马法，只要财政宽裕，朝廷不用出少量钱帛。强迫百姓自己购买，而会主动从各地购来大量马匹。再交给百姓饲养。那么百姓还会不会产生负担？那么同样它的作用也放大了，如能训练更多的人会骑马，替朝廷储备大量骑兵，同时马数量扩大，可以利来运输，可以用来耕地……”
“子安。但那来的马匹？”吕公著在西侧问道。
“吕公担心是有道理，然而今日非同往日，这个获利可能要到几年后了，几年后相信章质夫早就将大理完全平定，那时候就可以从大理得到大量滇马、腾冲马、乌蛮马。还能从茶马道上得到大量吐蕃高原战马。并且海运发达，海船变大，也可以绕道辽国后方，与女真人交易战马。并且还有一处，在彼岸那个最大的岛屿上，有大量适宜放牧的牧场，不仅养着大量牛羊，同时也养了许多马。只是马的繁殖速度比较慢，不过几年后，彼岸马匹数量必然增加。虽然路途遥远，用船运输战马更是不易，但也可以每年向朝廷提供数千匹战马。并且这批战马，有的还刻意从大食那边买回来的战马杂交，远比女真战马更加高大。”
“实际保马法应当取缔了，”冯京在边上说道。
“冯公，如果朝廷提供战马，也不用取缔，大量饲养战马，不仅利国，也利民。不仅是马，我朝各种大牲畜都严重缺乏。实际若不是考虑到财政，我都想提议，所有大牲畜就象我在地方上治理的那样，不计入财产算户等，那么百姓就敢于饲养牲畜了。”
这就得要钱。
如果大牲畜不计入户等，宋朝将会有许多百姓立即降户等，这意味着税赋同时会迅速减少。
这是第一个损失，还有一个损失。
宋朝国库主要收入，就是两税，四大榷（盐酒茶矾，榷香是内库所得，与国库无关），各种商税关税，不仅是贸易的过往税，还包括屋产税，宅田交易税，各种坑矿坊监等“国有企业”的收入，不要小看了这些收入，它同样是宋朝的一个收入大户，就象坑矿的课量，每年各种金属的课量几乎达到了五千万斤！
地租，怎么国家也收租子了？实际宋朝有许多官田，有的用来做官员的职田，有的用来做学田，还有的用来做官兵的营田与弓箭手田，同时也有一部分租给百姓耕种。
还有一些隐形的收入，如科配和籴，不仅是抑配物价的，它们也在谋利中。以及各种折支摊派等苛捐杂税……
又有一些大家都想不到的收入，如牛租，百姓不养牛了，于是官府养牛，再租给百姓，以便利于种植，增加粮食产量。
用意是好的，然而执行是另外一回事了，往往牛死了二三十年，官府还继续向百姓征牛租。
这个收入一年也有几十万贯。
一旦不计入户等，这个收入同样也没有了。
当然，站在普通百姓角度，那无疑是一项善政了。
但站在国家角度，却未必喜欢，所以王巨说必须等到财政进一步宽裕，才能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出台将所有大牲畜不计入户等的政策。
不是说爱民吗？
冯京只好退下。
王巨继续说道：“陛下，诸位，我再举一个例子。彼岸。大家都开始关心了。去年彼岸的财政收入是三百八十余万贯，但其收入只有两税与商税两条。因为百姓数量还是比较少，又是地广人稀，所以粮食价格十分低贱，低贱得你们无法想像。一般麦米豆一斗高者才十五文钱，低者才几文钱。再加上税率同样很低。平均下来只是二十征一，是真正的二十征一，没有任何的苛捐杂税。因此折成贯钱，实际不到三十万贯。余下三百五十多万贯则完全是商税。但彼岸有多少百姓，你们同样也知道了。”
在他们心中，彼岸是两百多万百姓，也就是均摊下来，一人得摊派到一贯半的商税。
如果按照这个比例均摊到宋朝头上，最少得有一亿七八千万贯的商税了。
而去年全国财政收入加上新得的两路。不过一亿九千几百万，当然，与前几年相比，这说明了这几年国家也渐渐开始宽征薄敛，否则加上两路数量会超过两亿以上。但这个一亿九千多万，是束、石、匹、贯、斤、两、件，实际折成贯钱，不过一亿四千余万贯。
至于商税所得。包括王巨带动新增加的商税，也才一千万贯。
这样相比较就吓人了。
但没有完。王巨继续说道：“并且诸海商们为了繁荣彼岸经济，才开始时对彼岸各个行业实行了免税一到三年的政策，现在彼岸内部的各个行业，有八成以上还没有正式征税。因此未来三年时间内，彼岸的商税可能翻上一番。”
蔡确关心地问：“税率几何？”
“他们搬抄我朝税率的，并无二样。区别之处。则是真正的齐商税。所以若不是彼岸土著人的威胁，还有一些水土不服，可以说彼岸的百姓，与我朝普通百姓相比，他们是生活在天堂里。”
这就是彼岸的一个最重要的作用。
与宋朝相比。整个地球上的国家都只能算是蛮夷，不开化的国度。
因此无论怎么去做，都没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对照。
但现在就有了。
这就是最好的反驳。
不过这次反驳，只是暂时的压制，就连京城各市坊，都开始有些风言风语。
韩韫感慨地说：“这就是舆论啊。”
“不仅是舆论，还是大家的认知。”
所以王巨在横渠配合张载修著完善了关学。
这个认知真的很重要，就象古代对商殃的评价，褒的一面很少很少，多是贬的一面。为何，司马迁是也。
太祖看了十七遍资治通鉴，于是多次无尝援助友邦。
有人说我也看过了，但你有那能力耐心才情深入地看进去了吗？恐怕连那大段的臣光曰都不会去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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