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际是，明朝中叶之后，皇帝与大臣的关系往往闹比较僵，完全可以看作是“君主制”和“君主立宪制”两种思想的斗争，而且是“君主立宪制”思想逐渐在占据上风。
自明武宗之后，多位皇帝被大臣们逼得隐居深宫，朝政实际上多落在大臣手上。
清朝修的《明史》把明朝皇帝黑得一无是处，说他们“不务正业”。其实情况非明朝的皇帝不想“务正业”，而是明朝中叶之后，大臣们太强势了，往往会联合起来封驳皇帝的旨意，弄得皇帝很没面子，又无可奈何，索性躲在深宫里来个眼不见为净。
皇帝任用太监对付大臣，实际上也是“君主制”和“君主立宪制”两种思想斗争的产物。清朝的的皇帝把大臣奴化，未尝不是惧怕“君主立宪制”对皇权的制约。
现在秦牧主动把司法大权交出来，这是符合大臣的意愿的。
对此，秦牧也不担心什么，司法性质上属于纯粹的法律作用，而非政治作用。
而历代的皇帝也很少直接插手司法审判，皇帝直接坐在衙门里审案在历史上都是件稀罕事。
交出司法大权，对皇帝的统治基础并不会造成根本性的动摇。
秦牧上面的那翻话，是为了保证司法审判的独立性，而这也正是司法公正与否的命脉之一，对此，杨慎深有感触。
他说道：“陛下，有史以来，朝野历来注重人情往来，人情对司法的影响不容忽视。再则历朝司法审判部门，实际下都相当于行政部门的一下属机构，唐宋之中书省事、尚书省，明之内阁，对司法部门都有管辖权，这造成了权大于法的现象。
在朝廷地位越高的官员，对司法审判的影响力越大，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陛下如今要让司法独立于行政之外，此举前所未有，正所谓牵一发动全身，真要实施起来，恐怕阻力会非常之大。”
秦牧颔首道：“这个朕心里有数，万事起头难，但再难也得有人去起头，司法是否清明，直接关系到天下百姓的福趾，关系到朝廷在百姓心目中的威信。
宋之包拯之所在为人世代称道，崇仰，正是因为这样的人太少了。以往各朝司法是否清明，完全取决于官员是否正直，律法对其的约束力非常有限，这样的状况必须改变。而要改变则司法的独立性必不可少。
朕所说的司法独立性，是不仅要保证审判部门对外独立于当事人，内部也要相互独立。内部独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上下级司法部门之间是监督和指导关系，而非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维持审级独立。
因此上级司法部门不能在下级司法部门没有审结其所管辖的案件时，对下级司法部门的正常审判工作进行干预，除非有法律适用方面的新问题出现，下级司法部门逐级呈报请示最高司法部门，最高司法部门对请示案件的批复就成为了新的司法解释。
总之，绝对禁止上级司法部门在任何时候干预下级法院的审判活动，只有当事人提出上诉时，上级法院才能对下级法院的裁判做出改判或维持的决定。”
杨慎精通律法，闻弦歌知雅意，皇帝这翻话，就是要杜绝高官显贵对司法的干预。
按照皇帝的办法实施的话，那么各级司法部门就可以独立审案，而不用担心有来自上层的干涉以及施加的压力。
比如一个县丞在审案，在案子没有了结前，别说行政官员了，哪怕是同属司法系统的最司法部门，也不能加以干涉。县丞在审案时，完全是独立的。
现在，大秦地方的上司法审判权已经基本从行政体系独立出来，交到了县丞、同知等副职官员手上。可以说，皇帝正在按他的意志，一步一步完善着自己的构想。
听了秦牧这翻话，杨慎不禁由衷地说道：“吾皇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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