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董尽管说。”我回复道。
“是这样的，我呢准备在加纳种植大量的经济作物，是高附加值的那种，我觉得这边气候适合，土地也多价格低，以后未来是个方向。但我对出口这些作物回中国的政策不是相当熟悉，尤其是加纳这边的。你们也知道这国家海关虽然名义上是归税务总局管的，其实是个独立王国，里面的门门道道啊你们应该比较熟悉。小许和我说过，说他进口钢厂的设备和物资，加纳商务部都给了免关税建厂许可了，海关就是不认可，听说还说白皛你给摆平的！”陈文启又站起来给我们夹菜。
“哦，是这么回事，按照加纳投资法律，投资工业的情况下，建设工业厂房所必要的设备和物资事免关税的！可是呢，海关对于建厂所必要的会有解释权，他会审核这些物资是不是必要的。许总这些物资被拖了一个月了，光码头堆存费都上百万人民币了！后来我和海关商量预付20万美金的关税，他们慢慢审核，多退少补，码头那边呢，我们公司也给减免了50%，加纳港务局那边呢我也打招呼给减除了20%，最后码头滞期费一共花了30万，那个20万美金后来大使馆与加纳商务部长和海关商议后退回了15万美金。这钱到了黑人手里啊，全部要回来是不可能的了，这是非洲惯例！反正人家的理由是，有一部分生活物质和建材超出了免关税的范围。”白皛原原本本聊起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嗯，小许都和我说了，要不是你啊，他都没意识到码头滞期费的问题，可能海关是退钱了，结果放了三个月，码头滞期费又收回去了！”陈文启笑着说道。
“是的，他们的滞期费是递进的，7天以内免费，超过七天一个费用，再过7天翻倍，一直这么递进！三个月的话厉害了，而且超过三个月海关有权对外拍卖了！”白皛解释道。
“嗯，国内这部分费用忽略不及，最多几百元，情况不一样呢，不了解的就要吃亏，这一点大使馆都不太了解，小许和我说。”陈文启让侯希扬给我们倒酒。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嘛！植物这个事情我也要回去了解后再和陈董您商量！”白皛笑着回复了一句。
陈文启和我们有说有笑探讨着海关码头的注意事项，白皛这方面绝对的权威专家，侯希扬还趁机拿手机记录着白皛说的要点，光是海关的问题就说了一个多小时。伊万卡对这个话题也很感兴趣，一个劲追问侯希扬我们说的什么，侯希扬一字一句翻译给她听。
“对了，听侯希扬说陈董认识的国王逃难到加纳的，这是咋回事情啊？加纳我看政局挺稳定的啊，人家美国总统奥巴马不还说他是民主的典范嘛？”说完海关我提起另一个我关心的话题。
“这个你们年轻人对政治不关心，生意做大了，怎么都需要和政治打交道了！这个呢我也是从大使馆了解的，我和你们简单的说，我来见的第一个加纳总统，也是个传奇人物哦！”陈文启放下酒杯，他让侯希扬去让饭店泡壶茶过来。
“比您说的第一个总统还传奇嘛？”我很好奇，来了加纳这么久，对他的政治确实从来没有关心过。
“那传奇多了！至少我这么觉得，我见过他本人，真的是无私的人啊，加纳有这么好的现在政局，你看非洲国家一到换总统就乱，加纳为啥不是呢，我觉得很大程度就是因为他。恩克鲁玛你们知道怎么下台的吗？是被政变的。”陈文启继续他缓慢的语速说着。
侯希扬给大家泡一壶茶，大家坐到旁边的沙发上，一边喝茶一边听陈文启说。
1966年2月21日，恩克鲁玛应胡志明主席的邀请，离开阿克拉飞赴河内对越南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同时顺道访问北京。这是黑非洲第一位国家元首对正在进行抗美救国战争国家的访问，随行人员达88人。这一盛大的访问，引起加纳全国的关注。同时，恩克鲁玛的亲信、执掌加纳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长阿菲里将军也前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出席会议。执掌军政大权的两位要人同时出访，使加纳出现权力真空。“革命委员会”认为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作出发动政变的决定，以军事演习的名义，将他们所掌握的部队调集到首都阿克拉近郊，包括一支伞兵部队、一支机械化部队和一个步兵营。虽然军队的调动是公开的，但它的政变计划却没有被恩克鲁玛的情报系统发觉。加纳武装部队的兵力不超过1万人，主要由陆军组成，拥有两个步兵旅。还有一支主要由警察组成的治安部队，约9000人。第一步兵旅和第二步兵旅参加政变，就足以控制整个武装部队。
1966年2月23日子夜，政变军队与忠于恩克鲁玛的武装力量在首都展开激战，各地区的民兵组织表示反对政变，正在国外访问的恩克鲁玛宣布要返国镇压“反动派的叛乱”。虽然总统府卫队的主要领导人已随恩克鲁玛出国访问，但卫队始终处于警戒状态，当发现叛军的进攻时，立即予以还击。他们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一次又一次击退叛军的进攻，使叛军蒙受很大的损失，他们等待外界的援助，等待着恩克鲁玛总统的归来。这曾使政变领导人一筹莫展，就转而全力对付民兵组织。民兵组织虽然反对政变，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各地区的抵抗被政变部队分别击溃，同时政变部队封锁机场，设置障碍以防恩克鲁玛座机突然降落。在民兵组织瓦解后，政变领导人调集兵力和大炮向总统府发动新的进攻，猛烈的炮火摧毁了总统府的防御工事。直到2月28日，政变部队完全占领总统府后，政变才宣告最后胜利。至3月2日，恩克鲁玛基本失去了返回加纳恢复权力的希望，从此流亡国外。
发生军事政变时，恩克鲁玛正从仰光抵达北京，转赴河内。当他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下榻后，中国驻加纳大使即对他说：“总统阁下，我报告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加纳发生了政变。”这太出乎恩克鲁玛的意料之外，他惊讶地说：“不可能吧？”转而又说：“不过也有可能，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并都具有革命斗争的性质。”他中止访越计划，滞留北京观望国内的变化。在这危难时刻，周总理两次同恩克鲁玛单独会谈，劝他要冷静对待，总结教训，积蓄力量，做长期斗争的准备。
几日后，随行的官员纷纷离他而去，加纳驻华大使也宣布不承认他为加纳总统（1966年10月政变上台的加纳政府随即单方面中断同中国的外交关系）。之后，恩克鲁玛接受几内亚总统艾哈迈德·塞古·杜尔的邀请，于1966年2月28日离开北京，经苏联、南斯拉夫和阿尔及利亚去几内亚。3月2日抵达科纳克里，受到盛大欢迎，被塞古·杜尔总统授予“几内亚共和国两总统”之一的荣誉头衔。恩克鲁玛希望在塞古·杜尔的支持下，返回自己的祖国重新掌握权力。又寄希望于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坎巴拉吉·尼雷尔派遣远征军助他回国夺权。包括塞古·杜尔、尼雷尔在内的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对恩克鲁玛表示同情和支持，但他们不可能也无力帮助恩克鲁玛夺回政权，因为这牵涉到一个国家之间关系的国际法问题。
恩克鲁玛无奈地在几内亚定居下来，有生之年再也没有回到加纳。此后，恩克鲁玛从事探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和非洲国家独立后的发展道路问题，他在《在加纳黑暗的日子里》一书中，总结了加纳爆发军事政变的原因。他认为加纳政变不是他的经济政策失误引起的，而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一起阴谋，意在“中止和逆转加纳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进程”。他得出两点论点：第一，非洲独立国家若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奉行一种彻底的社会主义政策；第二，必须争去非洲大陆的完全解放和建立全非联合政府。
“难道您见过的那个总统就是政变的人？”我好奇地问道。
“不是的，这个政变呢是当时的世界形势导致的，你年纪小还不懂，恩克鲁玛是亲中社会主义的，非洲是西方国家的势力范围。我认识的小黑，就是现在的国王，那时候他的父亲是恩克鲁玛时期的国王！他们是一个阵营的。”陈文启挥挥手说道。
“那？”我追问。
“不要急嘛，看来你还挺感兴趣的嘛！来喝茶！”陈文启说道，而在一旁一直没说话的伊万卡则开始和白皛以及侯希扬聊天，他们对这段历史就没有那么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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