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永麟提着一壶酒和一些从街上路过的熟食摊买的猪头肉，‘摩诃乐’、拨浪鼓等见面礼和梁红英赶到主人的家里时，豆花大嫂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热络，或者说遇到了某些烦心事而愁眉不展。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这是吴永麟对两人所住的周围环境的第一印象：一间简单的茅草屋，屋前一方水潭，里面的种满了莲藕，只见万荷展绿，粉蓬吐蕊，凉风习习，吴永麟猛的吸了一口这大自然的香甜气息，顿觉胸壑中暑气尽散，心旷神怡。
吴永麟拨捻着手中的拨浪鼓，‘咚咚咚’的鼓声立马引起了‘站栏’中直立着身形的平儿和另外一个虎头孩子的注意，他们眨巴着黑洞洞的无邪眼神，只是好奇的看着，并不敢伸手，隔了一会，平儿似乎认出了吴永麟，突然开始蹦跶起身子，显得极为欢快兴奋，脸上更是笑得格外甜蜜。
“这孩子和我挺投缘。”吴永麟边说边放下挑担和其它带来的礼物，立马走过去将两孩子一左一右抱在了怀中，开始旁若无人的逗弄起孩子来。
自从自己在飞凤寨将平儿的爹苍龙手刃后，梁红英对于平儿可以说满怀歉仄，这孩子不到一岁便失去了父亲，梁红英也成了寡妇，她也曾经想过再给他重新找个爹，当然这也得把眼前这个‘麻烦’先解决了。平儿自从生了那场大病后，整个人变得暮气沉沉的，就连她这个母亲也很少能把她逗乐，其实她不知道这里面主要的原因其实在她自己，亲人相继一个个从自己身边离开后，这世界对她来说实在太孤单了点，午夜梦回，她大多数时候以泪洗面，梨花带雨，平儿似乎也能感受到母亲的悲伤似的，在豆花大嫂这里笑得次数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偏偏眼前这个仇人让平儿笑了两次，这种感觉在梁红英看来格外苦涩，倘若当初自己嫁的男人是此人，那是不是一切的麻烦都不是麻烦了？这个念头在她脑海中一闪而过，看着似乎亲如父女的两人，梁红英红着脸快步走进了茅屋，生怕自己的窘相被对方发现。
“大嫂，这人是你让我请来的，你怎么反到闷闷不乐了？”
“小铺子可能开不成了。”
“我还以为多大的事情呢，这些年你不是一直站路边吗，我觉得这样也挺好，接地气。”
“你真的这么想？”
“瞧你委屈的，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许是家里缺少男人的缘故，这位豆花大嫂遇到大事往往犯蒙，自怨自艾，到处抓瞎，梁红英因此更不敢把吴永麟的真实身份告诉给她，等对方知道，这家里也不知道要闹出多大的乱子，很可能自己也会受牵连从这个越来越舍不得的小家被赶出去。豆花大嫂现在闷闷不乐的原因与外面的吴永麟的身份似乎无关，她内心也暗自平静了下来。
“我今天到街上去谈我们那间小铺子后面的租金时，遇到了几个蛮横无理的‘驻府办’长随大人，这也怪那个‘房屋牙人’出尔反尔，答应好的东西，硬是临时反了悔，最气人的是我们付给房主的定金还收不回来了。”
（长随一词，最初起源于宋朝。当年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与宰相赵普为布衣之交，私人关系亲密。赵匡胤经常事先不打招呼，微服到赵普家，点名要吃赵普妻子做的烤肉，并亲切地称呼赵妻为“嫂子”。所以，赵普下朝后都不敢轻易换下朝服，以免赵匡胤突然到来，不及换衣而失仪。有一夜，大雪纷飞，赵普认为积雪太深，皇帝肯定不会出门，不料刚把朝服换下，赵匡胤就到了。赵普急忙唤堂官（一、二品文官家人称“堂官”，又称“内使”。一、二品武官家人称“家将”，又称“内丁”）伺候换衣。赵匡胤见此堂官不离左右，举止恭敬至诚，便打趣说：“这是爱卿的长随吧？”天子金口一开，“长随”的称呼从此传扬开去，成为堂官的别名。赵普的这位长随，后来还出任指挥之职，“宰相家人七品官”的说法便是来源于此。不过，虽然长随号称“官之仆隶”，还是与“契买家奴”有着本质的区别。举例而言，《红楼梦》第九十九回讲到贾政上任江西粮道之初，一心想做好官，严禁地方折收粮米勒索乡愚。跟随贾政上任的长随都说：“我们才冤，花了若干的银子打了个门子，来了一个多月，连半个钱也没见过。”于是一起向贾政告假，请求离去。贾政还不明白究竟，说：“要来也是你们，要去也是你们。既嫌这里不好，就都请便。”于是长随们怨声载道地离去。只剩下些家奴聚在一起商议道：“他们可去的去了，我们去不了的，到底想个法儿才好。”奴婢一经契买，便完完全全成为主人的附属品，终身服役不说，饮食衣服也均仰之于主人，这就是贾政家奴所说的“去不了”。而长随只与主人有雇佣和隶属关系，或是松散或是紧密，相当于“雇佣工人”，有活儿干就来当差，没活儿则可以离开，即所谓“忽去忽来，事无常主”。长随的“长”字，其实是名不副实。
到了清朝，长随开始兴盛，大小官员普遍自己掏腰包蓄养长随。长随不但成为一种正式的职业，还出现了《长随论》等多种职业书籍。正是在清朝，长随的功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们不但协助官员处理一切杂务，还成为官员与下属吏役之间的一个重要行政环节。这是因为清朝地方官员采取籍贯回避制度：自顺治开始，总督、巡抚以下地方官员均回避在本省任职，即必须易地为官。到康熙时，回避制度更加严格，官员任职之地应与其本人籍贯相去五百里以外，而不出五百里者均应回避。官员除非罢官或去职，才能回到家乡原籍，这就是所谓的“宦游”。这样，官员到陌生地方上任之初，必然要面临人生地不熟的局面，而衙门里的办事吏役则大多由当地人把持，自成一股势力，根深蒂固，难以动摇。这个时候，长随作为官员带来的亲信，就自然而然地在衙门中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尤其在地方州县衙门，长随更是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行政力量，被老百姓称为“二爷”。而在地方衙门里，只有地方长官被称为“老爷”，地方长官的幕友被称为“师爷”，书吏、衙役等都不能称爷。长随与长官、师爷并为衙门里的“爷们”，可见其地位和作用。
最初，官员一般任用自己的亲戚朋友来担任长随，但随着长随的职业化，在官场中以此为业谋生的人便成为长随的主要来源。尤其是到了乾隆时期，捐纳开始盛行，更是出现了与长随相关的独特的“带驮子”现象。
捐纳，又称赀选、开纳，有时也称捐输、捐例。说白了就是卖官鬻爵，由朝廷将官职明码标价，公开出售，卖官得来的钱财统一入库，以解决财政上的不足。在清朝，捐纳制度是一项很重要的制度，与科举制度互相补充，一部分人通过科举考试做官，一部分人则通过捐纳制度做官。康熙时期，捐纳官只到知县。到雍正年间，道府以下各官均可捐纳。再到乾隆时，文官可捐至道、府、郎中，武官则可捐至游击。
捐纳官职的盛行，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仕途竞争更加激烈，因为官员的职位、名额始终是有一定额度的。捐官的人很多，职位的实缺却是很少，这样，真正落实到上任的就少了。官员从候选到候补，再到补实上任，往往要等待相当长一段时期。一些家底不厚的官员通常在候补阶段就已经用尽了钱财，陷入了生活无着的困境。在这个紧要关头，专门从事长随行当的人会主动伸出援助之手，借钱给这些官员。当然，这些人不会白白借钱，投资一定要有所回报。一旦官员补实，长随则跟随他一同上任，并要求派以重任，以此作为对之前借钱的报答。这就是所谓的“带驮子”，又称“带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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