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和元年，即公元1111年，童贯晋升为检校太尉，获得武官最高一级职位。也是这一年的同一个时刻，童贯在皇帝的支持下，做了一件迄今为止前无古人的大事：他以副大使的身份，代表皇帝与国家出使辽国。据说，这件事情是童贯策划的。原因是此阶段西线无战事，童贯静极思动，想到东北方向的辽国去看看是否有什么机会。
尽管此时童贯的声望如日中天，然而，毕竟这是代表皇帝与国家出使外国，因此，还是有大臣提出疑义，认为以一个生理不健全的人代表皇帝出使，实在有碍观瞻，会让人小看为偌大一个国家无人可派。
谁知，徽宗皇帝不作如是想，他相当以童贯为骄傲：“契丹人听说我国有一个童贯，屡屡打胜仗，很想见识一下。正好就此派他去考察考察辽国的情形。”[7]于是，把他的官职加为检校太尉，以端明殿学士郑允中为正使，以太尉童贯为副使，前往辽国进行国事访问。从中可以看出徽宗皇帝那浪漫而轻佻的性格：他不大会让自己被世俗的、传统的、刻板的东西所束缚。然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艺术需要浪漫，而政治恰恰需要刻板，需要一丝不苟的规矩与程序。徽宗皇帝的这一次浪漫，为帝国的灭顶之灾和千万人的家破人亡，埋下了意味深长的伏笔。
不久，童贯终于得到了开府仪同三司这个崇高的职衔，这也是一项打破历史传统的安排，就是说，也是前不见古人的。又不久，童贯受命领枢密院事，成为全国仅次于皇帝的最高军事首长，开了宦官主持枢密院之先河。然后，拜太傅，封泾国公爵，就此，童贯位极人臣，辉煌灿烂。当时，人称蔡京为“公相”，称童贯为“媪相”。我们知道，“媪”是老年妇人的意思。
平心而论，蔡京的政治生命力应该算是极其强悍的了。童贯与蔡京不同。从徽宗皇帝即位起，二十五年间，童贯一直顺风顺水，青云直上。其间，除了晚年收复燕云一役，皇帝略有不满，毕竟最后花费重金却买来几座被金人洗劫一空后的空城，也因此导致此人短暂离职之外，他始终受到高度信任，甚至他谎报军情、谎报战功、建立数万人唯他一人之命是从的亲军——胜捷军时，皇帝都怡然不以为意，将全国军权全部交到了他的手中。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是：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一般都视宦官为家奴，认为他们已经断子绝孙，因此不会有谋权篡位的政治野心，顶多贪图一些富贵而已。揆诸历史，中国的确没有宦官当上皇帝的事例。但是，皇帝们常常会忽略，为了保住富贵，这些人却是可能谋财害命和帮助别人谋权篡位的，目标当然主要是皇帝的性命和皇位。导致皇帝格外信任宦官的另外一个因素则是，在偌大的后宫里，皇帝每天只能与这些人朝夕相处，感情上自然不同。
我干脆将北宋末期的六贼一起讲了算了。
“北宋六贼”乃民间对北宋年间六个奸臣的合称，这六个人分别是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朱勔、李彦，基本都是宋徽宗时期重要的大臣，这六人朝庙之上结党营私，贪赃枉法、荒淫无度；私下滥使职权以鱼肉百姓为乐，将民间弄得乌烟瘴气，满目涂炭，是导致当时江南方腊起义和金朝入侵中原的罪魁祸首。
这六贼的叫法还是来自当朝的太学士陈东，徽宗禅让，让他的儿子钦宗即位后，试图中兴宋朝，多有革新。陈东鉴于时事危机，为重振朝纲，于十二月二十七日联合其他爱国太学生上书，论：“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隙。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其实应该是七贼，漏掉的那个就是《水浒传》中我们特别熟悉的高俅，至于为什么陈东没将高俅算进去，我后面再说。
王黼字将明，开封祥符人，家道殷富。原是太学的上舍生，才华出众，善于迎奉。崇宁二年登进士第，金殿唱名时，皇上见此人眉高耸秀，目睛如金，风度翩翩，觉得似曾相识，可一时想不起具体时间和地点。在御座旁的蔡攸悄悄地奏告，他就是皇上即位前在矾楼饮酒时所遇到的那位美少年。皇上这才想起当时他为汴京嘌唱名妓李春娇击鼓伴奏，还称赞他潇洒风流，艳福不浅。如今金殿重逢，虽上下尊卑有别，但故人相见，倒也感到亲切。只是王黼原名王甫，与东汉一个宦官同名，皇上遂赐名为黼，表示对故人的恩宠。
王黼及第后曾当过州县属官，后与何志共同编修《九域图志》。何志是何执中的儿子，向父亲推荐王黼之才。何左相也大为赏识，拔擢为左司谏，以后又让他负责收集和整理皇上秘藏的鼎彝宝器，撰写《宣和殿博古图》。他经常出入宜和殿，能探知皇上的心意，不失时机地上书为蔡京“鸣冤叫屈”，说他“为相八年，道全德备，功勋书于青史，大名使鼎彝增光”。而张商英用危险的理论来“鼓惑百姓，诽谤新政，动摇国是，应该重贬”。皇上看了他的奏章，认为他能“秉公立言”，所言符合自己现在的心意，感到何执中的举荐非虚，此人真是个人材。
张商英，字天觉，蜀州（成都）新津人。长身伟然，姿采如峙玉。负气俶傥，豪视一世。当时是为数不多敢于说真话的正直之臣。张商英曾经劝诫徽宗要克勤克俭，防止奢华，不要大兴土木，抑制侥幸取宠的小人。有一次，他让人整修升平楼，还特意告诫工头：如果张宰相经过这里，须速把工人们藏到楼里去，不要让他看到。
崇宁初，（商英）为吏部、刑部侍郎，翰林学士。蔡京拜相，商英雅与之善，适当制，过为褒美。寻拜尚书右丞，转左丞。复与京议政不合，数诋京“身为辅相，志在逢君。”御史以为非所宜言，且取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颂》及《司马光祭文》，斥其反覆。罢知亳州，入元祐党籍。是个人都能看得出来，御史多半被蔡京买通了。
‘元祐党籍’在当时是奸党名录，王安石，苏东坡这些人赫然在列，不但要销毁他们的书籍，更是让子孙后代永不为官，更不得踏足东京城半步，可见这样的****有多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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