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了登基步骤，接着就是涉及到文武百官的利益问题了。根本上说，还是田地问题。
杨侗也知道大家对于土地的向往，比金钱重。
在这方面他也深思、反思过。
隋朝立国以后，隋文帝设有三类田地：一是可以传于子孙的永业田，人均二十亩；
二是人死以后，须还给朝廷的露田，中男、丁男受露田80亩，妇女受露田40亩。（注：男女3岁以下为黄，10岁以下为小，17岁以下为中，18岁以上为丁，60岁为老。）
三是“公廨田”，所谓“公廨田”就是各级官府衙门把官田租给劳边过剩的百姓耕种，以收租的方式充当各级政府办公费用，超出公费的部分上交朝廷，此类田地也是朝廷的储备田地，当地人口增加以后，以此分配给百姓。
这设定套在百姓身上很合理，若是到了官员身上就不是那回事了。
在官员分田方面，隋文帝是这么来的。
他首先给亲王以下的九品爵位，分别赠给永业田100顷至30顷不等，不过获得爵位的人不多，所以这个数目看似恐怖，且不收赋税，但其实影响不到国家根本。
其次、隋文帝给在任官员也授予永业田，一品官给予5顷，以下每品递减50亩，至九品为1顷，以充官员俸禄，同时不收赋税。
此项规定才是动摇国基的存在，原因有三：一永业田可以传承后代，也就是说，官员致仕或是死了以后，他的子孙还在享受该官的待遇；二、官员升职以后，他的永业田一次又一次得到叠加；三、某个职位空缺以后，朝廷要给继任者分永业田，然后，随着他的升职又一次次的叠加给田地。
如是一来，大量田地兼并到了官员和官员的后代手中，朝廷的赋税也因此逐渐下降。到了没田分给官员的时候，朝廷又是怎么干的？降低弱势群体的标准，强势夺走百姓的田地进行重新分配。
第三、朝廷对世家和官员家中的奴婢，也按照百姓标准授予露田，此规定，纯粹是朝廷在帮世家和官员们养奴婢。而且这一类露田基本是收不回来的，这又进一步的加速了土地兼并。
早在开皇初年，苏威就意识到了土地问题的严重性。他给文帝上了一份奏疏，内容就是“户口日增，民田不足”，苏威建议“减功臣之地以给民”。意思就是将官员手中田拿出来分给百姓，他的建议遭到既得利益者严重反对，最后不了了之。
后来由于人口不断增长，从而出现“地少人众，衣食不给”的社会问题，隋文帝不得不派官员强行把之前的均田数量降下来，但是动的只是百姓这个弱势群体的田地。这样一来，就造成了新增官员的田从百姓手中拿，新增人口也从现有百姓手中拿的怪现象，矛盾也因此一天天积累。
而官员不仅继续占有大量田地，还一而再再而三的受到封赏，比如说，隋文帝先后多次赏赐田地给杨素，次次都是130顷。
与此同时，一些官僚地主仗着家中权势，开始劫夺民地，贱价强买民地的事情在大量发生。这导致老百姓没田种的问题日益突出，老百姓吃不上饭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这也就成了民变的前奏。
杨广登基时，土地问题十分严峻，他因此将九品爵位删成三品，并规定三代以内降级继承，之后剥夺一切爵位待遇，这也是为了收回世家、官员手中的田地作准备，而世家大族以期保住他们手中的土地，反隋的理由更加充分了起来。
杨侗入主冀州以后，也对土地进行了改革。
首先、官员百姓一律按照人均20亩永业田、中男丁男露田80亩，妇女露田40亩的标准分田，使每户人家都有生活来源。但不管是谁的田地，都要按照标准交税。
其次、官员俸禄以金钱代替田地，对三十品官职设定俸禄标准，各品领各品级该得的俸禄，从而避免田地叠加而产生的土地兼并。并能避免俸禄叠加给朝廷带来负担的问题。
第三、剩余官田和“公廨田”改为‘公租田’，租给百姓耕种，地方有收租权，却无使用权，必须原封不动的上交。地方衙门的公费必须做支出报表，工程项目做好预算，审计司审核通过才能动工。
第四、朝廷不给户籍之外的人群授予露田，也就是说，你养奴婢可以，但要自己掏钱。而随着‘摊丁入亩’的推广，人头税的取消，能从奴婢身上得到的也仅是劳力而已，对朝廷没有损失。而且你养奴婢得越多者，自身压力越大。
第五、严禁土地买卖，避免百姓无田而产生社会问题。
第六、行政权、执法权、监督权的三权分立制度，让官员队伍廉洁起来，极大程度上避免官绅勾结，谋夺百姓田地之事的发生。同时给予百姓监督举报官员的权力。
虽说杨侗的政策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并很好的执行了下去，但是大家都在期盼杨侗赏赐田地。如果不给的话，会寒了大家的心。
因此，杨侗决定将田地的封赏体现于九品爵位之上，正如前面所提到那样，获得爵位的人不多，所以影响其实并不大，而且由于官绅皆要上交赋税，所以跟放到百姓手中没什么区别。
受爵功臣固然因此养奴隶，但是奴隶没有露田，所以功臣们即使是养了，但也不像关陇世家那样，动不动就轻松养士万人。
爵位都到了顶级以后，赏赐钱财就可以了，他们买不了田产，只能投入到市场之上，这样也算是加速了商业的繁荣，毕竟，官员是这年头的有钱人，只有他们的钱到了市场，才能带动整个商业经济的兴起。
当下，便将田地赏赐九品爵位决定抛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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