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等毕恭毕敬，一心期待他的真知灼见，宋副区长也不避讳，一上来就举例子，侃侃而谈，我洗
耳恭听，宋副区长没有空谈，他谈的是法制之于社会的功能。睍莼璩伤
浏览新闻，我看到11月15日某报报道，14岁的女孩还处在撒娇的年龄，可是胡林家欣却替患病的母亲撑起了半边天。
一年来，每到节假日和寒暑假，她都会拿起扫帚替做环卫工人的妈妈扫马路，少则两三个小时，多则四五个小时。
而另一位是曾经的山西省运城市夏县乡镇企业局局长胡丙申，他在退休后的10年里，一直在还债。原因在于，他在局长任上时，给县里19家乡镇企业担保，从信用社或熟人手里借了69万元，但是，有一大半企业倒闭了，“欠债人跑的跑，病的病”，有人甚至一分钱都没还。
一个是懂得孝顺，在妈妈生病时替她扫大街，另一个是讲诚信，为他人作了担保，一直在还债，这些美德都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说句心里话，我对他们的事迹比较感动，这点不用怀疑我的真诚，但是，我又想要说，这样的“道德标杆”在我们今后的社会中能越少越好。
这并非我刻意要用自己的矛对着自己的盾，老子在《道德经》中有一句话，说“圣人出,有大伪；家不合，出孝慈；国将丧，出忠良”，用在这里并不妥当，但不妨我们当作警世惊言来看待。这样一些“道德标杆”不断地冒出来，固然反映了我们人心向上，道德并没有沦灭，但是，同时是不是反映了我们的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吗？
譬如说，14岁的小女孩帮妈妈扫大街，我们在关注她的孝顺的同时，是不是也会注意到这样一位未成年人居然在做着成年人的活，要知道，在《劳动法》等法律中明明规定了不许用童工。这位小女孩的妈妈生病了仍然要工作，仍然要坚持扫大街，甚至还要让女儿代替她扫大街，这是不是反映了我们社会救济方面不完善和不到位，同时，当地的环卫所是不是太不近人情，没有认真考虑到她的实际情况，给她妥善地安排其它工作呢？
还有乡镇企业局的退休局长在退休后用十年的时间来还债，这是他诚信的体现，也是在履行法律的义务，因为，他作为担保人有义务替人还债。
但是，另一方面，给我的隐忧是，他为何在局长任上给19家乡镇企业担保，这到底是出于自己的热心还是上面任务的压力？而这些欠债人逃避债务，将债务落在他头上，是无法执行还是执行不力？
前不久，媒体还树立了另一个“道德标杆”，即南京一位理发店主在身患癌症后，主动退钱给卡里有余额的顾客。他这种诚信当然值得赞赏，但其实他也不过是在履行自己的法律义务，而他之所以赢得如此之高的评价，也正是因为我们社会诚信沦落，正常人也不履行法律义务，所以人们将其捧上道德圣台。
我所理解的道德，是在履行法律义务之外，还能牺牲自身的利益而为他人谋利益的高尚行为；我所理解的道德社会，是一个法制健全，权利受到保障之下，人们还争先做提升道德的事情的社会。如果某些人仅仅是在履行法律义务，但人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将他树立为“道德标杆”，这一定是这个社会在遵守法纪上出了问题；如果某个社会，政府和社会并没有保障个人的权利，迫使他人去用道德行为来弥补这些缺失，那也是这个社会在保障权利方面出了问题。因此，这些“道德标杆”的行为值得赞扬，但这种现象频出却值得警惕。
总而言之，我们的社会需要“道德标杆”，但那些被逼出来的“道德标杆”，或者那些仅仅是履行法律义务被提升起来的“道德标杆”，恐怕还是越少越好！
从这一席话里，我分明看到宋副区长并没有逃避问题，但是对我这个书生来说，少了一些重口味，我见在座的都不敢插言，我接过重担，等茶社的服务员为区长重新斟过茶之后，我说道：“在商言商，我们这些从商之人，一部分，只是一部分，必须冒着风险做非常之举，关键原因在与靠诚实经营无法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
“你指的是贿赂官员的事？”宋副区长问。
我没说是，也没说不是，而接着说：“我们暂且不评论台湾的民主，就说陈水扁案，扁通过多渠道将2100万美元汇往瑞士，被艾格蒙组织调查一清二楚，并及时向台湾政府的反洗钱组织做了汇报，致使扁被关进监狱。该组织有109个国家成员，港台也是。扁出事内地媒体夸艾格蒙权威公正，中国为何不加入该组织？为什么？怕什么？到底谁在害怕？”
我停顿在这里，发现宋副区长听得认真，我呢，就此点到为止，但是，话题还得继续下去，不能冷了场。
我说：“区长，我也比较注意新闻，有篇文章引起我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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