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须陀率军刚刚抵达曲阜，吕明星和郭明便率军撤至防山，在防山要隘摆下防御战阵。
张须陀无意攻打防山，亦无意帮助段文操收复泗水县，他在徐州义军撤离曲阜后，便陈兵泗水南岸，以便随时渡河北上赶赴巨平、梁父一线。
然而战局变幻莫测，他在曲阜尚没有喘口气，便接到秦琼急件，徐州贼军已经杀到了梁父城。
徐州贼军不是张须陀的目标，张须陀的目标是齐州贼，他需要找到齐州贼的主力，他最希望看到的局面是齐州贼从博城方向突围，这样他就可以按照既定计策展开攻击，实现攻击之目的。因为没有博城方面的动静，张须陀没有动作，在泗水南岸按兵不动。
段文操马失前蹄，打了败仗，十分丢脸，避而不见张须陀，但出于礼貌，还有合作的需要，他让侄子段纶代表自己去拜谢张须陀并犒劳一下齐军。
张须陀理解段文操目前所处的尴尬境地，再说段纶毕竟是兵部尚书段文振的儿子，虽说双方隶属不同的政治集团，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但就张须陀目前的处境来说，在得不到以礼部尚书杨玄感为首的河洛贵族集团的鼎力支持下，他只能“自力更生”，在戡乱剿贼这个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力争赢得与各方势力之间的合作。
兵部尚书段文振是齐鲁贵族集团的领袖级人物，张须陀若想在齐鲁建下戡乱之功，首先就要赢得段文振的支持，而齐鲁局势混乱又必然会损害到齐鲁人的利益，所以这是一对尖锐矛盾，而能否成功化解这对矛盾，关键不在张须陀如何戡乱，而在于段文振和齐鲁贵族如何平衡各方之间的利益。
张须陀盛情宴请了段纶，言辞之中颇有示好之意，同时也隐晦做出试探，探查段氏对自己的戡乱剿贼有何意见。
段氏在此事上的态度十分矛盾，从东征立场出发，段氏不希望齐鲁人在这个节骨眼上举兵造反，继而影响东征进程，所以支持剿贼，但从齐鲁人的利益出发，段氏不希望看到齐人杀齐人的悲惨局面，所以又不支持剿贼。这种矛盾的态度让段氏在戡乱剿贼一事上摇摆不定。
好在徐州贼占据蒙山，直接威胁到了琅琊郡的安全，而琅琊郡一旦失陷，必将影响到东莱水师的渡河作战，影响到东征大业，偏偏徐州贼又不是齐鲁人，这便解决了段氏的矛盾所在，齐鲁人可以以戡乱为名剿杀徐州贼。
段氏的策略随即拟定，集中齐鲁地区的力量，齐心协力剿杀徐州贼，如此既可确保东征顺利进行，又可确保诸如张须陀等齐鲁官僚可以建下戡乱之功。
张须陀听明白了，接下来不但双方之间要合作，还要联合更多的力量进行合作，甚至包括与徐州贵族集团之间的合作，只是如此一来，齐州贼还剿不剿？当然要剿，但张须陀若想在齐鲁地区待下去，若想维持与齐鲁贵族之间的合作，他就不能大开杀戒，而考虑到齐军接下来的剿贼目标是徐州贼，齐郡的稳定至关重要，他唯一的办法便是把齐州贼赶出齐郡。往哪里赶？冬天到了，大河即将封冻，只要计策得当，张须陀完全有能力把齐州贼赶到河北，赶出齐鲁地区。来年春暖花开，大河解冻，有大河这道天险为阻，齐州贼再想杀回来就难了，如此张须陀便可集中力量剿杀徐州贼了。
宾主把酒言欢，尽兴而散。
当夜张须陀踏踏实实睡了一觉，醒来就看到了秦琼的急件。
徐州贼的攻击力非常强，以摧枯拉朽之势攻陷梁父城，而据罗士信和逃回来的历城乡兵所述说，他们竟不知道徐州贼是如何进城的，亦不知道城中大火是如何燃起的，总之他们稀里糊涂的就败了，而梁父城也在大火中付之一炬。徐州贼随即直杀阳关，阳关腹背受敌。恰在这是博城急报，齐州贼主力猛攻博城，要从博城方向突围，贾务本和杨潜据此推断，攻打阳关是是齐州贼军的偏师，是诱饵。秦琼果断下令弃守阳关，率历城和临邑两个乡团连夜赶赴博城，打算围歼齐州贼主力。
张须陀稍加思索后，马上给贾务本、秦琼和杨潜写了一封密信。考虑到齐鲁局势的急剧变化，齐军迫切需要保存实力，而贼军为了求生，必然舍命相拼，博城一战极有可能打成两败俱伤之局。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此仗即便全歼了齐州贼，齐军亦有可能损失殆尽，齐军一旦失去战斗力，接下来又拿什么去应对急剧变化的齐鲁局势？
这封密信的字里行间，非常清晰地透露出张须陀的一个无法宣之于口的态度，那便是“养寇自重”，而之所以“养寇自重”，不是张须陀私心作祟，而是迫于齐鲁贵族集团所施加的重压。可以预见，张须陀一旦全歼了齐州贼，必然会成为齐鲁贵族集团的“公敌”。他是建下了戡乱之功，但他在齐鲁地区也待不下去了，如果以兵部尚书段文振为首的朝堂上的山东权贵们再联手“敲打”他一下，他的仕途也就基本到顶了，十有**要被打发到一个落后偏僻贫瘠的小郡去打发余生了。
张须陀的这封信于当天夜里送达博城战场。
杨潜守住了博城。秦琼也抵达了博城，而贾务本也从伏击地点杀出。在齐军看来，王薄和长白山义军主力已经陷入了包围，败亡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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