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二十三，河北高阳宫。
圣主接到裴世矩急奏，经过与安东方面的多番商讨，双方终于就军政财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达成一致，其中在最核心的军权上，安东愿意遵从圣主和中枢的命令，但前提是，安东汉虏大军的最高统帅只能是李平原。
招抚安东的关键就是军权的再分配，而军权再分配的关键就是军事决策权和统兵权的归属。圣主和中枢肯定要牢牢把控安东的军事决策权，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若想让安东忠实执行高层决策，还必须拿下安东大军的统兵权，即便不能全部拿下，也要想方设法安插亲信以达到钳制和掣肘之目的。
然而，在统兵权上，安东绝无可能让步，这是后期谈判最艰难的地方，所以圣主和中枢派出了裴世矩，而裴世矩亦不负众望，在最短时间内就把这个最难问题解决了。
只是，裴世矩解决问题的办法，却大大出乎圣主和中枢的预料，让圣主和他的一帮亲信重臣们不但看到了扑面而来的危机，亦对安东的未来不再乐观。
裴世矩之所以迅速而顺利达成目标，根本原因就在“李平原”，而由此也坐实了“李平原就是秘兵刀，秘兵刀就是白发贼”的传言，如此一来“李平原”就成了套在裴世矩脖子上的“政治绞索”。当然，裴世矩既然敢于把“绞索”套上，肯定留有后手，肯定有各种办法证明秘兵刀不是白发贼，但问题是，“绞索”已经套上了，对手随时可以置其于死地了，秘兵刀是不是白发贼还重要吗？
裴世矩为什么要行险一搏，置自己于死地？这不符合裴世矩的利益，而以裴世矩的行事风格来说，他也不做无利可图的事。
由此推断，如果此事有利可图，利从何来？裴世矩从其看到了什么利益？
当前中外大势下，与裴世矩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只有一件大事，那就是南北战争。裴世矩主掌中土外交事务，而中土外交战略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南北战争的胜负，如果中土输掉了这场战争，裴世矩不仅要承担外交战略错误或者战略执行不力的重大责任，还将面对由此所带来的一切恶果，如果统一大业因此走向崩溃，中土甚至因此再次陷入分裂和战乱，裴世矩万死莫赎其罪，所以，裴世矩不惜代价也要确保南北战争的胜利，为此无所不用其极。
这一推论是成立的，而圣主和虞世基、萧瑀、宇文述、来护儿、赵才等重臣也因此对裴世矩的西行成果甚感悲观，对南北战争愈发担忧。
君臣本来就对西突厥的承诺不抱太大希望。如果西突厥信守承诺，去年西疆危机也就不会爆发，吐谷浑也就难以复国，西域诸国也就不会倒戈而去，刚刚开拓数年的西疆五个边郡也就不会得而复失，但是，考虑到中土与大漠开战对西突厥有利，考虑到大漠有重建大突厥汗国之雄心，对西突厥的威胁要远远大于中土，所以中土对西突厥还抱有一丝希望，认为西突厥即便不会兑现承诺与中土左右夹攻大漠，最起码也会虚张声势帮忙牵制一下大漠。
然而，从目前裴世矩不惜行险一搏，不惜赔上自己的政治生命，竭尽全力拉拢安东的举措来看，他嘴上说此次西行大有成果，实际上心里已经绝了对西突厥的念想，也就是说，他对南北战争的预测可能经改变了，不再是中土联合西突厥主动攻击大漠，而是东、西两部突厥联手夹击中土，如此中土将丧失战争的主动权，不得不被动迎战。
由此推断，南北战争的爆发时间就不是由中土决定，而是由突厥人决定了。如果突厥人主动发起南北战争，那战争爆发时间就快了。中土已经东征两年，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军队疲惫，再加上国内局势日益恶化，危机重重，中土深陷内忧外患之中，正是突厥人乘火打劫、落井下石、南下入侵的最好时机。
圣主很愤懑，对政敌的愤怒尤大于对突厥人的仇恨，如果两京和平相处，一致对外，局面何至如此困顿？看到几位重臣凝神沉思，一言不发，圣主心中愈发烦躁，忍不住手指裴世矩的奏章，开口问道，“诸卿对此有何异议？”
赵才心切，首先回道，“圣上，军权是招抚核心，我们唯有掌控军权，才能镇制安东，才能牢牢把安东控制在手，否则，安东就处于失控之中，就是一个重大祸患，而这一祸患并不会因为李平原统领安东大军就有所缓减，相反，会愈演愈烈，以致于演变为事实上的藩镇割据。”
赵才尚未说完，圣主的脸色就难看了，怒不可遏。
这是内外夹击啊，外有北虏和政敌咄咄逼人，内有心腹重臣怯弱推诿，岂有此理！亲信大臣用来干什么的？就是关键时刻勇于为自己分忧解难，冲锋陷阵，敢于为自己承担风险和责任，而不是缩着脑袋躲在自己的羽翼下，让自己冲在最前面为他们遮风挡雨。赵才的确忠诚，为人也很刚正，但缺点也在如此，不知变通，不能便宜行事，更不会察言观色，揣摩上意，结果一张嘴就把圣主逼到了旮旯里，进退两难。
裴世矩在急奏中已经表明了立场，把李平原推到“前台”，李平原是官方的人，由李平原统领安东大军，名义上就是圣主和中枢控制了安东军权，完全顾全了圣主和中枢的脸面，而由此所带来的全部责任和一切后果，他裴世矩一力承当，如果出了意外，损害到了国祚、圣主和中枢的利益，唯他裴世矩是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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