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瑜非家中出来的李粟生心中是很郁闷的，就像胡瑜非对他的所作所为很不满意一样，李粟生对胡瑜非的所言所行也是很不满意的。他觉得胡瑜非真是越活越活回去了，他怎么会变得这么畏畏缩缩的呢？他根本就不再是那个当年手拿一把军刺就敢跟那些顽主厮杀的热血男人了。
胡瑜非这是怎么了啊？李粟生心中暗自苦笑，他现在这么夹着尾巴装低调，是因为当年他做出了不齿于他这个阶层的懦夫行为，但胡瑜非没有这样的耻辱经历啊，怎么到老了，反而怕这怕那，连几个平头百姓都不敢招惹了啊？你心里怕了，就怕你自己的吧，怎么还要来管他的闲事，不让他去对付孙朝晖傅华那两个混蛋啊？
虽然李粟生一点想要听从胡瑜非意见的意思都没有，但是却不代表他并不在乎胡瑜非的态度，曾经胡瑜非是他们这些二代子弟中风云一时的领袖人物，那个时候的胡瑜非意气风发的，是像李粟生这样的二代子弟心目中的偶像，他印象中胡瑜非最拉风的一次就是北京道上顽主的风云人物后来响当当的刘爷揸架,当时在小树林里单挑了好半天，硬是丝毫没有输阵，最终两人平分秋色。
那个时候李粟生想要成为的就是胡瑜非那样的人，一身胆气，快意恩仇，就像后来武侠小说中的大侠一样。当然，后来时势的发展让他这个美好的愿望彻底的失去了能够实现的可能，他变成了连自己都厌恶的那种懦夫，从此成为了躲在暗影中，不敢挺直腰板做人的人。
但这不代表他不想成为当年胡瑜非那个样子的人，他心中保留着对胡瑜非最原初的敬仰，直到现在曾经那个高大的形象彻底的崩塌。那个曾经快意恩仇的胡瑜非算是死了，他变得虚伪，变得绝对理性，清醒、冷静、审慎、自觉、排斥本能、反对本能的生活。他难道忘记了吗，这种虚伪曾经是他最为厌恶的。本质上，胡瑜非跟他就算是一种人，都是变成了那种自己最厌恶的人。
青年时期的胡瑜非跟李粟生都是些热血青年，由于他们的家庭比一般平民家庭享有更为优越的条件，这个优越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他们读的都是当时北京最好的学校，那些一般人连听都没听过名字的康德、柏拉图、尼采等大哲学家的经典著作，他们这些人很早就都已经能够大段的背诵。
这其中他们几个常在一起玩的青年人最喜欢的就是尼采，而对尼采的著作当中他们又最喜欢的是《偶像的黄昏》，这本书中的每句话都透着狂妄的杀气，尼采用他最毒的毒舌前前后后，基本上把人类文明史上的宗教、道德、哲学骂了个遍。
书中尼采断言，迄今用来使人类变得道德的一切手段，归根到底都是不道德的。他把生殖看待作为人类繁衍的正常途径，而基督教却怀着根本反对生命的怨恨，把性视见为某种不洁之物；它把污秽泼在我们生命的前提上。那些灭绝激情和欲望，仅仅是为了预防它们的愚蠢以及这种愚蠢的不快后果，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本身就只是一种极端的愚蠢。
在和基督教和道德死磕后，尼采又把小老头苏格拉底骂的狗血淋头，他认为自柏拉图以来的希腊哲学家的道德主义是有病理学根源的，他们对辩证法的重视也是如此。理性=美德=幸福仅仅意味着，人们必须仿效苏拉底，制造一个永恒的白昼-理性的白昼-以对抗黑暗的欲望。无论如何必须理智、清醒、明白，向本能和无意识让步会导致崩溃。
这种劝善的道德，包括基督教道德，都是一个误会，所谓耀眼的白昼，绝对理性，清醒、冷静、审慎、自觉、排斥本能、反对本能的生活，本身仅是一种疾病。所以他断言，既不存在精神，也不存在理性、思维、意识、心灵、意志、真理，这一切都是无用的虚构。
尼采不仅仅停步在批判，还强调个体的力量和精神，并试图清洗所有道统所带给人类的污秽，他定义自由，什么是自由？就是一个人有自己承担责任的意志。就是一以坚守分离我们的距离；就是一个人变得对艰难、劳苦、匮乏乃至对生命更加不在意；就是一个人准备着为他的事业牺牲人们包括他自己。
尼采鼓励拼刺与勇气，他说最富精神性的人们，他们必首先是最勇敢的，也在广义上经历了最痛苦的悲剧。但他们正因此而尊敬生命，因为它用它最大的敌意同他们相对抗；不害怕无价值的事同样可能是心灵的伟大。他不觉得矛盾是件坏事，一个人只有充满矛盾才会多产。只有灵魂不疲沓，不贪图安逸，才能永葆青春。
这些在正统哲学家眼中近似疯子的呓语的异端学说，在胡瑜非和李粟生这些迫切的想要像他们父辈一样建功立业，打翻旧世界，建立新社会的热血青年听来却是最有蛊惑性的革命宣言，胡瑜非那时就对此一边大段的背诵，一边击节赞叹。
但这些李粟生最为推崇的品质，早就已经从胡瑜非身上彻底的消失了，胡瑜非变成了现在这个怕这怕那，满嘴仁义道德的，这也让他小心，那也需要提防的懦夫了。看到曾经的偶像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才是李粟生心中最为沮丧的点。
李粟生就有一种很想找人好好发泄一下的情绪，想了一想，就把电话打给了刘升妹：“你在什么地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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