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政权之后，仍然采取了满族王公推选制，这是一个带有明显的原始社会烙印的首领产生方法。努尔哈赤时代设置了四大贝勒（此时的贝勒含义完全不同于清朝建立之后的贝勒），分别为大贝勒代善（次子）、二贝勒阿敏（侄子）、三贝勒莽古尔泰（五子）、四贝勒皇太极（八子）。四大贝勒“共议国政，各置官属”，“按月分直，国中一切机务，俱令直月贝勒掌理”。
努尔哈赤宾天后，由于没有确定继承人，四大贝勒继续“共同执政”。但是随着从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进化步伐的加快，随着私有制观念的深入人心，一山不容二虎，更何况现在是四虎！四贝勒皇太极向这种半原始半氏族式的统治方式发出了强有力的挑战，足足用了六年时间，才铲除其余三大贝勒的势力，一统江山、继承汗位。
但是皇太极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取得了皇权之后，没有从他的父亲那里汲取经验教训，在位17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将立储事宜提到议事日程上。当他猝卒之后，由于没有确立继承人，为争夺皇权，几近兵戎相见。当时身为皇太极侧妃的庄妃（即后来的孝庄太后）依靠多尔衮的强力支持力量，最终杀出重围，由她的儿子，年仅8岁的孩童福临仓促继承帝位。在这一场权力的斗争与角逐中，庄妃付出了由多尔衮任摄政王，皇权旁落、受制于人的惨痛代价。
经过了前一次血与火的洗礼，当顺治皇帝驾崩之际，由于多尔衮早逝，孝庄太后独掌后宫大权、皇权巩固，而且顺治皇帝的三个儿子诸是年幼，最终还是由孝庄太后钦定了年仅8岁的幼孙玄烨继位。
当历史来到康熙朝，伟大而英明的康熙皇帝一世英名，却是晚节不保，由立储引发的朋党之争、贪污腐败构成了整个康熙朝后十年的重要顽疾。太子两立两废，九子夺嫡，父子成仇，人人自危，一场兄弟骨肉相残的人间惨剧再次上演。先皇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深爱赫舍里皇后，又恰有汉民族的嫡长子继承制珠玉在前，给了皇上一个极大的借口确立了二阿哥为储君，但实践证明这是一次失败的模仿，无论多么正统的思想在“慈父多败儿”这一千古定律面前无一例外地大败而归，并引发了持续近二十年的夺嫡之争。此时，先皇的统治已经有六十多年，满族王公推选制在先皇近六十年集权专制的打击下，早已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对于这样的人间惨剧，深有切肤之痛的皇上再也不想这种惨绝人寰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子孙身上。虽然他只有四个儿子，但是他不想因为储位之争而危及到整个皇权，危及到江山社稷的安危。因此立储问题一天不解决，他的心中一天就不能踏实下来。
大清帝国是在华夏中原地区实现异族统治，虽然沿用了绝大部分的满族习俗，但也不可避免地大量接受了汉民族的传统，并随着帝国统治时间越来越长，这种中原文化的渗透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深，相反满州贵族虽然占据了统治地位，却因为占据人口比例属于极少数而不得不在文化习俗步步退守。
与满族带有原始社会浓郁色彩的贵族王公公推制相比，汉民族历朝历代立储遵循的“嫡长子继承制”则带有鲜明的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的特点，用《春秋。公羊传》里的话来说，就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这句话的大致意思就是，皇位应该由正皇后所生的嫡长子继承，如嫡长子早死，则由嫡长子的嫡长子继承，即皇长孙继承，只有在皇后无子的情况下，才考虑其他庶妃所生的儿子。
皇上是一个精通汉学、熟知儒家经典，推崇汉礼汉制的皇帝，然而他首先还是出身满清皇族，本民族的风俗习惯早已经根深蒂固，不可能一下子全盘抛弃与否定，然而本民族的立储方式确实是乏善可陈，因此是在立储的问题上，皇上不得不抛开了华夏民族两千来的传统立储方式，而且也一并摈弃了早已经作古六十多年的满族王公推选制，唯有独树异帜、另辟蹊径，才能探索出一条最有利于皇权统治的立储之路，造福他的子孙后代。
决心已定，只待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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