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明说：“是的，但病房里有24小时的监控探头，施法会不会有困难？”高雄跟阿赞布丹商量片刻，最后建议可以让我们三人都伪装成从广东来的慈善人士，在午夜时分过去探望，再寻找机会施法行事，阿明想了想，说也只能这样办，但叮嘱我们千万不能对任何人说实情，尽量少讲话。尤其不能说泰语，以免被人猜出是从泰国请来的法师。
晚饭过后阿明把我们安排到附近的旅馆，休息到晚上十一点左右，在他的带领下，我们进到老人院，上到三楼，看到走廊里站着二十多个人，大多数衣冠楚楚，都在纷纷议论，不知道是些什么人。其中，我也看到阿明的那几位朋友，阿义、阿雯和阿珍。
这么晚了，他们在这里干什么？见我们过来，这些人都围过来，阿明介绍说这三位都是从大陆来的华商，到台湾开会办事，特意来老人院看望老人。这些人看了看我们，表情各异，有的漠然，有的疑惑，有的期待，有的紧张，而更多的则是兴奋。有人自言自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结果，难道是脑死亡？”
“放心好了，不会啦，”他旁边的人回答，“脑死亡还能坚持五个月，哪有这么巧的事，你没见生命体征越来越低，我不相信他还能活过今晚！”听着这些人软绵绵的台湾国语，我总觉得像是在看台湾言情电视剧，很想笑。阿明径直带我们进入病房，反手锁好门。病房里有两张床，一张空着，另一张躺着那位之前在阿明手机视频里看到过的老者，吊着三袋液体，两透明一白。这老者双眼紧闭，一动也不动，跟死了似的。床边立着氧气瓶，床头柜上放着心电图仪，波形跳动得很缓慢，右上角很大的数字显示心率，大概只有每分钟不到三十次。屋里站着七八个人，有老有少，脸上表情各异。有位银灰头发的中年男人连忙过来，阿明互相介绍，说这是他父亲，又说了我们三人的身份。
我问：“外面那些是什么人？为什么有人好像在盼着老人死掉？”
阿明父亲回答：“我姓卢，是这家老人院的院长，外面那些有保险公司的，有行业协会的，还有互助会的。你说的那些人应该是保险公司的，当然不希望给老人家属赔付。”我心想有道理，保险公司最怕出险，但说得这么直接，也太不人道了。
“屋里这几位都是患者家属，还有市中心医院的赵医生。”卢院长说，我和高雄走到病床前，床头柜的心电图仪器发出规律的红灯。
“老人现在什么情况？”高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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