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后来我才知道，在我带着战士离开不久，指导员就收到了上级的指示，我连原路返回，支援兄弟部队回撤。
我距离指定抵达驻地时间，整整超了7天。那时候，连队在执行上级布置的新任务后，都顺利完成的返回到了驻地，却依然不见我的踪影。
上级曾经根据陆锦恒及后来几个战士提供的线索，到我们遇险的天坑找过我们。
可几批战士下去，在坑底转了无数圈，什么都没有发现！大白天的，竟然连我们钻过的那个“盗洞”都没有发现。
要说战时脱离指挥岗位，这罪名可不小！况且，还造成了两死一重伤的非战斗减员事故，估么着军事法庭，不枪毙我也得判无期了。
我在禁闭室内闭门思过，整整被关了俩月！事件调查过程当中，嘎子也算仗义，无数次的替我隐瞒事实，说部队夜里行军，突然遇到自然现象，也就是地方上俗称的阴兵借道。由于天黑情况不明，误以为敌人伪装潜伏，我带着侦察班去查看情况，遇险延误了时间。
可至于我为什么会出现在昆仑山，上级对我的说法持保留意见。
另一方面，不得不说的就是我父亲的老部下。他在我们军里任师长，三番五次的通关节到军事法庭替我求情。
最终，考虑到我是军干子弟，又是家里的独苗，加上军里的出面干预，决定开除了我的党籍和军籍，剥夺复原转业安置指标，回到地方自主择业。
这个结果对于我而言，处罚的太轻了！
别的不说，光害了杜二泉和杨福恩两个战友的性命，枪毙我十回都不多！不过，比起行政处罚，留在我心里的那道坎才是永远的结，他们的牺牲足够使我愧疚一辈子。
在办理复转手续的当天，我同时接到了两份电报。一份是云晶晶发来的，而另一份则是孟乾坤发的。
我一看时间，现在距离他们派发电报的时间，都整整过去一个月了。云晶晶在电报上说：“破解，为无字天书，老区见，云”。 再看孟乾坤的电报，相比云晶晶那份就显得要直白很多，上面写着：“人命关天！内蒙插队老区等你，速来！否，咱仨概屁朝天，墩子”。
我将两份电报叠好，揣进兜里。先买了一张去昆仑山的车票，到当地的军医院看望了一下沈之栋。
医生说他由于失血过多，导致脑供血不足，大脑受到严重损伤。虽然已经醒了过来，但智力犹如三岁的孩子。如果坚持做康复训练，或许还有恢复的可能，但希望非常渺茫。
我一听还有恢复的希望，便将所有的复员费，全部交给了沈之栋的主治医师，并留下了家里的电话号码。让他替我好好照料沈之栋，尽最大的可能使他恢复！如是钱不够了，打这个电话给我。
在医院出来，我也不敢耽搁，随即买了去内蒙的车票。兜里揣着的这两份电报，早已把我拉回到了十年前，那次不堪回首的掘墓捉鬼行动。
随着远行的列车穿山越岭而过，我的思绪也飘回了十年前。1968年“无产阶级大革命”，正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的开展，在革命的影响下，我们便成为了世界奇闻的老三届。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便习惯尊称自己为老兵。
现在想想，我们这些老兵，那时候一股脑的，光想着响应国家号召，“破四旧”、“立四新”达成革命的重要目标了。
说起“破四旧”那会儿，我还真没少砸了好东西！若是当时我有现在的觉悟，保准得偷着摸的藏上他几件！没准今天，也不至于靠吃祖宗的老底，入深山，下低谷，干上分金倒斗的行当。
这些都是后话，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受大革命的冲击影响，大院里的很多老干部都被隔离审查了，我父亲也在被审查之列。后来，我们这些自封的“老兵”也受到镇压，终日惶恐不安，无所事事。
在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下，还讲究个划分成分。本来我毕业时可以依靠父亲的关系，进入部队机关，弄个通讯员，勤务兵啥的当当。
可由于父亲被列为了黑五类，我这垫底且至高无上的无产阶级成分被废，也就只好乖乖的接受主席的伟大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远赴内蒙古昭乌达盟，成为了一名“上山下乡”的插队知青。
话虽这么说，不过还好，老天爷对我也算不薄。1969年内蒙古的建设兵团成立，我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关系，争取到了个编外，算是兵团的门外汉，被分配在山嘴子七分地村插队。
与我同来的，还有我们大院里的一大个儿，他叫孟乾坤。我们习惯叫他墩子，身高一米八几，肥肥壮壮的。受革命思潮的冲击，他张口闭嘴说的全是主席语录，以借此来表达，他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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