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德七年，对于大周贺姓江山而言，是一场动乱的开始，也是多年积弊的爆发，急公会高张反旗，讨伐檄文偏传各大州县，韦太后执掌的朝廷想尽办法也压制不住内乱爆发的消息，长安城中，除了懵懂小儿，几乎人人都在议论兵起衡州，被乱兵逆民推举为衡州王的太子铭遗后朱子玉，议论肃宗帝究竟是否篡位，谁才是真正的正统。
战乱当然不会立即波及长安，所以人们议论起来倒不带太多忧急，又甚至长安城内潜藏的急公会众，暗暗散布衡州等地将推善政的消息——不少豪贵地霸的田产都将重新分配平民，衡州王担保凡其治下子民，均无衣食之忧，亦不承担重赋之苦。
虽说相比地方州县，无论工窑重役，抑或土地兼并，京兆府因为是在天子脚下，子民们受到的欺霸都要减轻许多，然而，就说长安城，其实也有不少衣食无依的贫民，处于一不小心受了风寒，都只能躺在家中等死的境地，这些穷困潦倒的民众，当然不会拥戴对他们的生死毫不关心的韦太后，再经急公会煽动，不少都起意投庇衡州——尤其是那些家中子侄被强迫征服窑役，不堪苦累，丢了性命的贫寒人家。
韦太后当然也意识到长安城中有人煽动民心，下令严察急公会众，但凡流民被察获，皆按附逆处死，可如此严厉打击，却激发更多底层民众怨愤，便有那么一户人家，意欲流亡被捕，六十多岁的祖父，亲眼看着子孙被斩杀当场，连尚在襁褓的小孙儿也被官兵摔死，高喊一声“韦氏不亡，天下难宁”！
主动撞向官兵刀刃，死不瞑目！
以王淮准为首的不少尚存良知正义的官员，纷纷上谏，恳请太后宽恕那些生计无着，才被匪众煽动欲投衡州的贫民，指出动乱根结所在，呼吁废除工窑令，减轻百姓赋税。
韦太后当然不甘心，然而情势也逼得她别无选择，急公会打出的旗号虽是维护正统，但矛头真正指向却是等等弊政，倘若在这样的局势下，她仍要坚持工窑令，不仅那些平民会心向衡州，便是一部分世族朝臣说不定也会心怀异意。
故而当一连十几日的血腥杀戮后，韦太后终于没有再让恐怖气氛继续扩张，在禁绝流亡的同时，也开展怀柔政策，比如不究流民罪责，而是施以抚慰教化，又比如废除工窑令，严令禁止地方豪贵仗势欺民，轻徭减赋等等惠政，然而诸如元得志等不少朝臣心里都清楚，这样的惠政是不可能真真正正实施到位，无非是韦太后安抚人心的手段罢了。
虽说有史以来，匪众暴乱并非前所未有，然而倘若不是政权腐朽达到一定程度，这类仅属草莽谋反事例，并不可能一呼百应甚至以讯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诸多城池，直接威胁中央政府的统治，而数十年造成的积弊，当然不可能因为韦太后一声令下便得以禁绝，更何况韦太后其实压根就没有这样的决心。
急公会的反叛虽然让她震怒，不得不暂歇某种企图，然而在韦太后看来，平定叛乱也仅只时间问题，她坚信只是被急公会打了个措手不及，只要调动禁军开往衡州，所有的一切都会平息，现如今做出的一切容忍与妥协，将来有的是机会“拨乱反正”，她需要的只是喘息的机会而已，根本就没有必要真正根治弊政——权利场上，韦太后已然站在顶端，她眼睛里根本就没有治下黎民，所谓民贵君轻，在韦太后眼里就是一句收买人心的旗号，粉饰而已。
无论如何，不管局势多么紧张，承德七年的春回大地并没有因而延迟，似乎暖意相比往年甚至来得更加急快一些，上巳一过，天气已经隐约让人感觉燥热了，整座长安城浮郁起驳杂的花香，熏得人昏昏欲睡。
不过短短一段距离，莹阳真人竟然是被婢侍唤醒，被扶下马车，又被春阳一晒，暖风一扑，精神非但没有为之一振，倒像是更加疲倦了，她不由抬起手来按按额头，不欲再坐肩與，情愿散着步通往豫王府的后宅。
甬道里没有什么引人赞叹的景致，不过偶尔探出矮墙的桃红，还是让莹阳心情为之一宽，总忍不住多看几眼，追忆一番院墙之后，是哪处院落，曾经留下的几多美好。
一年一年，虽不曾荒疏整修，然而那些青砖间隙，到底掩饰不去岁月的斑驳，这些代表陈旧的痕迹，莹阳看在眼里却甚觉温柔，她想起其实年少时，就不那么喜欢万紫千红美轮美奂的庭苑，更爱在甬墙之间流连，因为这里才会有野草与青苔，避开人生长，述说着久远的时光。
因为无人观赏，才不会被人按时清除，看似枯躁的甬道，却真正能体现这座府邸的故旧。
可这份静谧与幽朴，忽然却被喧闹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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