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奉摇头，倒是付钱的账房说出门向右走二里多路就有。出了当铺，在天黑不久杨锐终于有了个落脚之处了。
旅馆有点偏在小巷里，天黑也看不出招牌，门脸不大，房间不多。不过老板倒是热情，同时隔壁有个面馆可以吃饭，想到再走也未必能找到其他住处，也只有在这住下吧。安排的是个单间，在两楼，可是没有卫生间，老板说茅房在楼下院子的一角，大号去茅房，小号房间里有夜壶，洗澡倒是没有，只说街对面有个澡堂子可以洗。房间里倒是整洁，旅店提供的要加钱的被子也很干净，只是房间里总是有一种烂木头的味道让人不自在，以致当服务员——估计就是老板的老婆——铺好被子拨亮煤油灯走了之后，杨锐还站在门口没有进去，黑黑的走道，昏暗的房间，摇曳的灯火，走道时楼板的咯吱声，他心里暗想，不会是聊斋吧。
在1902年深秋的上海租界小旅馆里，在煤油灯的照耀下，杨锐的脑子稍微冷静了下来，开始整理思绪，在记事本上画着，想下一步怎么办。
能不能回去是不确定的，隐约记得下午接电话的时候自己在弄堂里来回走着动，然后手机忽然就断了，眼角边也仿佛有亮光，再后面手机就没了信号，四周就是过来之后的样子了。到底是自己触动了什么然后穿越，还是因为遇到了什么穿越？前者是否可以再次触动，后者是不是能再次遇见的？也许自己再也不能回去了，但是自己还是要每天都去那个弄堂里走走，就在那个穿越的时间——下午四点五十六分——手机通话记录上的时间。
还要做好回不去的准备，现在自己只有七块四角九分，住店三角五分，晚饭吃的肉丝面六分，这样每天要花五角三分最少，以每天花六角算还能过十二天。最好是要找个工作，做什么呢，自己就是个水果贩子，虽然大学是学商科的，但是在这个时代好用吗，如果是理工科的话，那情况就不一样了，英语倒是四级，口语太差，德语学了一年，简单对话会，可做文职的话谁会用一个没学历没身份没担保的人，按说这个时代学徒都要人当保的。
正当的工作是一时无望，非法的自己也不会啊，不是特工出身，也不是特种兵，没有实力打劫，对历史事件了解的也不清楚，没办法忽悠谁，钻历史的空子。哎，总不能去拉车扛麻袋吧，杨锐头开始大了。
自己还有什么东西呢，笔记本电脑、两个手机——电话的频繁使他不得不带了两个手机、相机、几个橙子样品、电子称、糖度计、果卡，剩下的就是衣服了。还有一个拉箱，里面都是大学时候用的东西，杂七杂八的，大部分都是教材，之前一直放在同学家——这些要么不能拿出来，要么就不值钱，唯一值钱的就是笔记本手机了，可是在这里哪有电啊，要想有电最少要等到辛亥年吧。手机是有电，可笔记本电池电基本没有——昨天晚上他是抱着笔记本睡着的，因为电源接口在笔记本侧面，为了侧放在床上他就把电源线拔了，后来没关笔记本就睡着了，自然电就用光了——这些东西有电就是值钱的，要是没电还不就是个塑料壳子，有谁会要这东西？
想到这些杨锐的心越发烦乱起来，站起身来回走了几步，老式木头楼板被踩的叽叽作响，他只好停下，走到窗户边顺手推开，窗户朝北，一打开一股冷风就扑了进来，油灯的火焰也随着在冷风里使劲摇曳，像是在狂舞。窗外的夜sè正浓，天空没有看见月亮，星星点点的显得异常明亮，就像以前去山沟沟里收水果看到的一样；远处的灯火灿烂，如果穿越过来方位没变，那边就应该是南京路了，不对，按照老电影的说法那里是叫大马路。而此时楼下的街道行人很少，白天看见的独轮车也是了了，只是不时响起有些带着方言韵味的叫唤声，估计是谁家父母在找孩子回家。回家回家，哎，我还能回家吗？我还是先好好活着吧！
身份是个大问题，没身份就没工作，没工作就不能等到回去的那一天，当然也有可能怎么样都回不去。身份，还要编造一个说的过去的身份。想着想着，他把所有标着不属于现在这个时间的东西都找了出来，车票、火车票、发票、人民币、带有出版期的书底页和序言这些都统统烧掉，身份证留下，只是上面的字体也刮掉了，万一回去也还能电子读卡，手机修改时间并且设置密码。他想，我即使没有什么能证明自己的身份，但一定没有什么会否定自己的身份。
折腾完之后，已经是晚上九点，杨锐和衣斜躺在床上，白天发生的一切实在是太刺激、太折腾了，干燥的稻草味道和柔软的被铺让白天过分紧张的身心顿时放松了来，他倒在床上倦意一会就上来，很快就睡着了。这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一个巨大的广场，广场上面站满了人，黑压压一片看不到边，广场的头上是一座气势恢宏的古代城楼，城楼上铺着红sè地毯，也是站满了人，屋檐下挂着一排大大的红灯笼，有一个模样高大的人站在最前面，好像是在说话，但是却听不见他在说什么。只见他一句话说完，广场上就立刻沸腾起来，欢声雷动、旌旗挥舞……梦到此处，杨锐脸上露出了些笑意，沉沉的睡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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