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九个月的动荡之后，随着中华开国、国会开会，中国似乎又重新恢复了旧的秩序，变得有条不紊起来，但任何深悉内情的人都知道，这个国家只是一个皇权其表、会权其里的别样物事，她的种种作为，让人分不清是现代的、还是复古的；是伦常的、还是叛逆的；是东方的、还是西洋的。
对此京津泰晤士报评论说，大中华国就是一个皇权和民宪政体的大杂烩，‘是一幢西式的大楼套了一个中式的屋顶’不美观更不实用；而顺天时报认为政府如此行径，不尊皇、不尊孔，简直就是无父无君，天下必定大乱；北京新闻则认为这是中国目前形势下最好的选择，既尊重了传统，又保全了民主，可以算作是两全其美；东亚劳埃德报则对新政府、新总理没有过多的评论，而是把头版给了威廉雷奥，大标题就是威廉公爵。国外的报纸如此，京城中的华文诸报也多是唱衰，其版面的焦点则是孔教会请愿未果，中国从此陷漫漫长夜中，又有一报纸上写着些隐晦的偈语，示意长此以往，中华国将不国。
吵吵闹闹的报纸，熙熙攘攘的新闻，可即便是如此，北京城和以前相比也要冷清不少。没有那些王公贝勒、高官耆绅，大多地方的生意都不是好，八大胡同自不必说，那些古玩店、饭馆、烟馆、茶馆、洋货店、银号、钱铺，生意都是一落千丈。唯有衣帽店宾客盈门，忙得不可开交，这新朝虽没有定服式，可从总理到小吏，衣服的样式又回到了前明。全都是汉装。京城不是通商口岸，也不是商贸重镇，住在此的六十万人。要么是吃公家饭的，要么就是靠公家吃饭的。剩余的那些也是要和公家打交道的。既然如此，那总不能身着前清的马褂登门见官，于是大家又重做了汉衫。
满清倒灶使得京城一切奢侈行业关门破产，而新政府又有京城保护令，即京城的宫殿、城墙、古宅、牌坊、反正和前明有关的东西都说成是文物，对这些文物全部要例行保护，把城中商户破城开道的想法给掐断了。另外还有谣传说这京城方圆两百里都不准办工厂、不准开矿山，这让诸多人吃了一惊。和去年宣传的山西工业基地相比，这京城附近为何就不能开工厂？
这些自相矛盾的东西不管，后面几日通过的银元统一规格案、美孚石油探矿案、陕西油矿案，还有万众关注的减租案则闹起了轩然大波，几份报纸的发行量都是破万，总理府、国会两处都被诸多士绅清流堵住，说是要讨个公道，而国会里的国民党一出国会就大肆宣扬，说国会只是复兴会的傀儡，丝毫不能体现出民意。崇洋卖国、强劫民财云云。
举国舆论大乱，士绅纷纷往大明门前请愿喊冤，可是诸人的书表是递上去了。但深宫里头却一点反应都没有，幸好数日之后总理府说是要开新闻发布会，说是要以正视听，这才把众人的矛头转向了总理府。
“竟成，咱们这几把火是不是放的太快了一些？”新闻发布会的当日上午，几个部的部长都云集总理府。商议完公事，虞辉祖想到现在的舆情，开始有些不安。他知道杨锐的处事风格是一旦认定就决不回头的，这样虽是好。可处事太猛可是要把士绅都得罪光的。
杨锐闻言只是闭目，一会才睁眼道：“含章。我们不抓紧时间赶上，和各国的差距就会越拉越大。被人恨很是正常，要想干事就会得罪人，这有什么好忌讳的。”
“我支持竟成的做法。”农部的陶成章插言道，“这些士绅就是这么个德性，现在减租只是割肉，虽然大喊大叫，可要是事已成定局，闹一闹就会算了。关键是大家都要如此，要是有例外，那他们就要心不平了”
“例外，能有什么例外？”杨锐笑道，“会内会员那边也是一视同仁的，既然会员都一视同仁了，那还有什么例外的？”
“主要是教会那边我怕会有些意外。”陶成章道。“就怕有地主入教，一旦入教，那减租就不好办了，那些传教士为了能传教，什么都愿意干。”
“有地主入教那也一样要减租，”杨锐看着他道，而后又看向国税的吴锡芬，民部的张承樾：“底下的情况真的是只要入教就无法无天了吗？”
他如此问，吴锡芬道，“总理，只要是和洋人沾边的那些就不好处理，即使是抓人，传教士也会阻拦，或者那些人干脆躲到教堂，这给下面缉税制度带来不小的麻烦。”
张承樾也道：“其他地方还好，直隶和山东教民最多，作奸犯科之辈只要是入教，那就有一份保障。”他说完看着杨锐瞪着自己，忙道：“现在民部正在完善人员，有违法者一概缉拿，不管是不是教民，也不管传教士是不是抗议。”
“教会学校，学部已经将其化作另类，全国招考中教会学校的学生要考试，那先要参加同等学力考试，如果不参加，那没有资格报名。”蔡元培也插言进来，他对不服管束的教会学校很是恼火，这根本就是教育界的另类。
几人的三言两语，远看这话题就要岔开，虞辉祖忙道：“教会的事情一时还不是大事，竟成，现在政府好几个事情都在推进，激起的舆论可不小，如此下去，又是要出乱子的。”
教会的事情确实很让人恼火，庚子事变就是这些传教士下乡传教而后反激起来的。这些洋人要建教堂就建教堂，为何一定要把玉皇庙推倒然后再建教堂呢？难道在他们看来，信上帝就比信天帝的高明，真是莫名其妙。这根本就是白人高人一等，目中无人的体现。不过再想到十字架东征，杨锐也就释然了，这传教历来就和枪炮息息相关。中国若不是儒教几千年深入人心，怕早就遍地基督了。
“教会的事情还是先放一放。”杨锐定调子道，“十年之后再来好好理一理这事情吧。学部我不管。但是吏部务必要看紧了，不要把那些信教的人放进来做官。也不要让他们知道自己因为信教而做不了官，反正政府里不要这种人。”
杨锐给教徒下了限制令，陈广寿连忙称是，马上就要科考了，两个月后第一批官员就会出来，他正为这事情忙活着。
杨锐交代完陈广寿，再看向虞辉祖，“含章你就不要担心了。百姓都盼望着减租减息，农会这半年以来，已经深入到每一个县，我们这些政策推行下去，绝不会酿成民变，最多只是绅变。如果没有农会，那这些士绅或许还能像四川铁路公司那样闹出一些事情来，可现在我们有农会，他们还能闹出什么事情来？要闹事的，民部会处理的。”
杨锐的回答不出虞辉祖预料。他是希望大家能以和为贵，不要出什么乱子的，可现在杨锐是农会军队在手。根本就是持强凌弱，他便只好无语了。
杨锐回答虞辉祖还是留着几分情面的，但在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他的言辞就极为尖锐了。在记者问道减租法案是不是劫富济贫、横夺民财的时候，杨锐很是严肃道：“国税局就是劫富济贫的机构，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劫富济贫。至于横夺民财，政府并没有夺谁的财，政府只负责收税。至于减租一事，只是以政府角度干预地主和佃户间的交易。把地租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而已。
在这里我要说，有些人做老爷做惯了。一旦利益有损，就嚷嚷大叫。其实按照我的本意，那就应该全国的耕地彻底国有化，什么叫国有化，就是禁止耕地买卖，全部耕地无偿收归国有，然后重新按人口分地，不管你以前是流民也好，大地主也好，反正家中有几口人，那就分几亩地，这样也就没有这么多抗议和不满了，地主们地里面农活都忙不过来，每日都为一日三餐奔走，哪能拿么有空跑来政府诉苦。”
杨锐言辞带着不屑，他一说土地无偿国有，下面的记者和士绅就是一阵惊呼，他话语刚落的时候，大公报的记者就站起来道：“总理大人，如此没收全国土地，请问公理何在？”
“公理何在？”杨锐反问，“只怕这公理只是士绅的护身符吧？政府只*律，只认国会的议案。如果大家有不满，那么可以向大理寺提起上诉，将减租一事认定为违宪，或者说服国会议员，撤销减租案。至于说没收全国土地，如果减租一事推行不顺利，那就索性全国耕地国有化最好，这样也就没有那么多争执了，到时候地契全部废除，耕地就是大家的，均分即可。”
见杨锐老是把国会抬出来说话，马上就有记者问道，“总理大人，国会里头都是不识字的庄稼汉，请问这样的国会除了盲目投票之外能有何用？现在减租不就是顺了他们的意吗？”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