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再反对杨锐开枪‘击毙’章士钊之人，也不得不承认枪击之后，准备来总理府求见杨锐给学生陈情的人顿时消失的无影无踪。不过关于总理暴虐的恶名也在右派分子中传扬——人都有向善的一面，可越是向善，就越会同情弱势的一方，更何况学生的初衷确实是为这个国家好，是正义得不能再正义的举措。
凭借这种同情，再加上基督教青年会以及各地教会学校鼓噪，一场全国性质的小型游行蔓延开来。以安全局的分析，这些游行之所以能在信息封锁下同步，是因为美驻华各领事馆在为其传递消息，北大那些西化分子不再是运动的领导人，而此时还名不见经传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忽然化身为‘为中国人民正义献身’的右派总代表。
牵扯到美国事情就不好处理了，此时和建交各国修约谈判都已完毕并签字，各地租界也都收回，但美国人咬死‘传教自由’‘新闻自由’‘领事裁判权’‘门户开放’不放，使对美废旧约签新约之事拖到现在仍未解决。若是换做是欧洲国家，大不了两国断交，可美国现在是中国商船队和国企最大的市场，同时在美华侨数量众多，真要断交损失的将是中国，所以事情就一直僵持着。除了亲政府的报纸在头版披露摸黑基督教青年会外，政府对美国人的举措并未什么过激反应，就当做美国人什么都没做过。
三月底，在西欧大战即将开始、西北已和新俄*队交锋之际，两个大案在京城开审。一为前沪上市市长费毓桂、江苏巡抚邓文辉等人的贪污案，其涉案人员多达五百余人，案件牵连到的不但有政府行政系统。还有军队后勤系统。若不是总后勤部朱履和中将案发在法国畏罪自杀，那军政高层同时出庭受审，简直是复兴会的吏治悲剧。
照常理。复兴会如此，其对手国民党应该欢欣鼓舞。不说质询当场总理杨锐，甚至还可以要求总理辞职以谢国民。但诡异的是，国民党总理宋教仁一反党派斗争的常态，高调称赞总理对*恶势力绝不手软、坚决肃贪的态度，是国民之福、华夏之福。
除此，宋教仁还对各大报纸记者坦言，中华的吏治比满清高不知道好了多少倍，现在展现出来的案情虽让人侧目。可吏治、官员素质整体来说是好的，而且是越来越好，大家绝不能因为有贪腐案件就认为吏治恶劣。同时他还提到，之所以为出现贪腐关键是租界内督察院无法监督之故，这是历史问题，现在租界都收回来了，这个问题以后不复存在。
连反对党都说好话，不说不看报的农民，就连看报的市民也认为吏治、官员作风正在好转。不过有点赞的自然就有打脸的，美国人主办的《北京导报》（英文版。因其坚持不受礼部审核，中华邮局拒绝投递，其只能作为在华领事馆公报）认为。宋教仁如此发言是受到复兴会政府胁迫所致，同时认为因为稽疑院票数不足，他不但无法使杨锐倒阁，国民党还会在这种针锋相对的指责中被复兴会报复。
美国人直线思维得出的结论对也不对，反倒是英国的《泰晤士报》莫里循评述的较为准确。他认为贪腐案涉及复兴会，虽不会引起复兴会执政根底，但因涉及到杨氏的诸多学生和复兴军高层，所以这将对杨氏在党内、军内的威信带来巨大冲击。如果杨氏在内部威信受损的情况下又不能得到外部的及时支持，那么最终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杨氏转变肃贪立场。对外清洗国民党等其他势力的同时将这些贪腐分子轻判，重新获得内部的威信。以维持自己的地位。
宋氏作为宪政专家显然非常清楚这个结果，所以他一改党派斗争的常态为杨氏叫好。并进一步引导外界舆论支持杨氏肃贪，这显然是一种高超的政治智慧，这不但有利于中国宪政政治的稳定，也给国民党继续存在于政坛创造了可能。文章最后认为，杨氏、宋氏、以及廷尉府伍廷芳，他们既是对手又是朋友，如果他们能放弃派系利益，共同维系根基尚浅的中国宪政，那么这个国家最终将走上英国式的发展道路。
除了贪腐案，另一个案件便是学生冲击总理府、酿成府内卫兵伤亡事件，一千两百三十四名学生被民兵当场逮捕，在简单审讯后大部分都被释放，只有其中四十三名学生被收监，而后经过审讯由公诉人以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向顺天府大理寺提起上诉。这些学生当中，三十五人为北大文学院学生，剩余八人为燕京大学学生。
督察院毫无留情的提起上诉，招致学界一片责怨，在得知为学生求情的章士钊被杨锐枪击吓昏后，学界、绅届转而去廷尉府大理寺求情。据说伍廷芳在接待数日后，忽然宣布拒不见客，同时寓所也召唤法警护卫，以防止有人擅闯。
两个案件几乎同时在京城开庭审理，有些不同的是，贪腐案由最高大理寺直审，学嘲案则由顺天府大理寺一审。其中任何一案都引人注目，何况是两个同时开审，是以各国、各省记者都云集京城，关注这两个举国大案。
“你们有什么资格审判我？我们提着脑袋干革命的时候，我们在东北老林子里，在严州石头山上跟俄国人、跟日本人，跟满人死战的时候，你们又在干什么？你们跪在满人面前摇尾乞怜。今日倒好，你们摇身一变成了法官，还审判革命功臣，这世上还有公平二字可言吗？！”
最高大理寺内，和腌菜一样的邓文辉不同，前沪上市长费毓桂面对向自己提问的督察院公诉人，一番话说的大义凛然，让整个审判厅鸦雀无声。
“每个月拿五十两银子，还要交税，真是打发狗了。就这钱。去青楼里连姑娘的面都见不着。再看看那些开船厂、办实业的，他们又赚了多少？其他我不知道，沪上求新船厂。一年挣的银子就过五百万，他们这些人做过些什么。我们这些人又做过什么，这公平吗？”
第一天审讯时费毓桂的质问就让审判进行的不下去，记者们以他这番话为头条，直呼现有政策对革命元勋毫无公平可言，不过这新闻才见报，第二日学嘲案开庭时，学生代表傅斯年也在厅内讲演，认为其受审不公：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此乃天地至理，古今中外莫不如是！我们虽年轻，可我们是为全国民众之福利而游行，为革除旧俗倡议新风而游行，以进步淘汰落后，请问这何罪之有？进步之人受审判，落后之人受保护，岂不是说昔年革命时满人也可以‘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将当朝诸人提起上诉？昔日以新换旧无罪有功，今日以新换旧无功有罪。这有何公平可言？”
傅斯年能成为学生领袖，正因为其才学俱佳。聪明如他，和费毓桂一样。根本不以法论法，而是直接质疑这场审判的公正性。罢课前来旁听的北大学生当场就欢声雷动，只到审判长高祖培猛烈敲击法槌这才勉强安静下来。这一次的庭审，也是开审不久就宣布闭庭，留待月初二再审。
和前一日费毓桂的发言一样，傅斯年的发言也荣登各大报头版头条。一些立场不定的小报宛如当年的苏报一样给学嘲摇旗呐喊，哄乱下舆论不由再次讨论进步取代落后有罪无罪论。众说纷纭间，帝国日报登文反驳：认为复兴会从来就不承认物竞天择之类西洋歪理邪说，革命的目之只是驱除鞑虏、反清复汉。和进步取代落后毫无牵连。妄图以物竞天择、进步落后之说煽动民意，以求祸乱天下。其心可诛！
帝国日报虽不是官办报纸，但其立场素来正确。甚至很多时候其被人称为第二官报。这一次撰文反驳前一日傅斯年庭上之言，连带着将北大那些教授也骂上了，认为西风东渐之下，留洋学生不但不学无术，反而将西洋邪说引入国内，妄图以夷变夏，执掌柄权。为求此目的，不惜煽动学生作乱，胁迫总理、干涉朝政，所谓进步无罪论，只是某些野心家杀人越货、阴谋上位之最好借口。文章并不只是说理抨击，还有一份证据——北大文学院院长陈由那张伪造文凭赫然出现在报纸头版上，更坐实了某些留学生不学无术，为求上位而不择手段之作风。
帝国日报抨击傅斯年的‘进步无罪论’，天津大公报则抨击费毓桂的‘功臣无罪论’，认为昔日革命功臣已例行封赏，各种优待殊荣并未缺少，以功臣无罪而行犯罪之实，此为乱国之源，若不严处，国将不国。
两家报纸，影响甚大，今却立场各异，针锋相对，登载的文章似冰似火，直冲看客的神经。它们间究竟谁对谁错，一时间谁也分不清，但毋庸置疑的是，大部分人都认为这两个要案的审判结果将直接影响国家政治走向，决定长远国策。
是人都如此理解，负责审理两案的京师高等大理寺审判长许世英和地方大理寺审判长高祖培顿感压力巨大，两人都有轻判之意，可舆论如此关注，轻判根本就行不通。
四月初二的早上，照常例会后，议起今日的审判，伍廷芳当即说道：“两位，今日不可再再像上次那般任由被告将审判厅当作讲演厅了，如此下去，案子审理不好不说，舆论激起大乱可是不好。”
许世英和高祖培都是前朝遗臣，许世英年轻几岁，是出过洋的法学新派，当时被誉为法学专才，开国后地位未降，反而是平步青云；高祖培，陕西米脂人，乙未年（1895）进士出身，官曾至刑部主事，但因是法学旧派，革命前就不太得志，革命后因为法官稀缺，其人官风又清白，在前任廷尉沈家本的请求下留任京师地方大理寺审判厅。
基于这种背景，许世英难以面对盛气凌人的费毓桂，他虽然喝斥其住口，但终究是胆气不足，不得不让此人将话说完；而面对那些被人蛊惑而不自知的大学生，高祖培爱才心起。也没有刻意阻拦，使得傅斯年把话说完。现在伍廷芳要求不得原告在庭上胡言乱语，两人神色都有些扭捏。
高祖培道：“大人。学嘲一案审判是否能换人，下官每每看到这些学生。就爱才心起，不忍训斥。即便审判，估计也将轻判。此举就怕会引起……不快，牵连大人。”
“既然已经开审，那无特殊理由就不得换人，不然舆论纷纷，百口莫辩。”站在伍廷芳一侧的董康说道。他说罢又看向许世英，再道。“两案审判不公都会酿成动乱。贪腐案轻判，舆论不满，重判，复兴会不满，学嘲案则相反。可若贪腐案重判而学嘲案轻判，复兴会那些军头说不定要闹出动乱；若贪腐案轻判而学嘲案重判，那舆论、学界又要指责大理寺偏向政府，罢课游行势必再起。反正这一碗水务必要端平，不然后果极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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