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可贵的地方？”徐华封掐着胡须思索道。
杨锐接着道：“假设美国人知道什么是质量，什么是质量管理，他就能代替我们吗？”
“还是劳动力成本的问题？”徐华封在讨论中又引入了其他因素，本来是在讨论生产模式的。
“劳动力成本的因素有是，也是形成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它却不是质量优势的根本原因，它只是价格优势的主因之一。我们的产品和美国比，一是便宜、二是质量好，耐用。美国人前者是不可能做到的，除非他的工人工资和我们一样；后者也是难以做到的，哪怕他懂了什么叫做质量，什么是品质管理。”杨锐道。如此多的管理术语似乎使得他又回到了同济学生时代。“福特生产模式和我们生产模式的差别其根源在于文化本身。”
“文化？”徐华封明白杨锐是文化大师，可文化和生产又有何关系？
“是。这本质就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本质性差异。”杨锐道。“我们的管理人员时常提到的是系统、是团队，而美国人常常提到是专业、是技术。他们总是以为拿着技术之枪，就可以单枪匹马征服全世界，可我们却非常注意维护自己赖于生存的生态系统，俗话说就是风调雨顺、靠天吃饭。
品质管理的精髓不是数据、不是方法，而是极力去营造一个有利于提高质量、稳定质量的外在环境。这便是5s的意义所在，也是出了问题一定要问五个为什么的根本原因所在。美国人根本就不在乎与周围一切的关系，他们我行我素，毕竟是上帝的选民嘛，昭昭天命，有资格藐视一切；
我们不这样的。我们讲究‘和’，和气生财和气生财，大家发财才是真发财。如果以损伤系统中的某一个因素而得利，那么最终带来的将是倍于收益的惨痛报应。这就如老百姓砍树。砍树有柴烧，可树砍了洪水就来了，最终得不偿失，这就是两者经营思想的本质区别。
要想营造一个有利于提高质量、稳定质量的环境，其真正的核心是人。人是整个系统中唯一变数和动因。但在福特制下，人已经变成了机器，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按照s文件给汽车装上零件。为什么装？为什么要这样装？为什么不能那样装？这一类的问题是不可能在福特工厂里出现的。工人像机器一样按部就班则好，一切上帝都已经安排。子民们照做便是，如果发现错误，那便是因为你生来有罪。”
“呵呵……”徐华封被杨锐的冷幽默逗笑了，他觉得杨锐真是百科全书式的天才，蔡元培要把这样的天才赶下台，简直是暴遣天物。徐华封笑，旁边记录他们对答的李子龙，以及他的跟班，一个新来的机要女秘书，却想笑又不敢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杨锐会见下属、讨论公务的每一句话都要求被记录下来。据说这是章太炎的主意，他大概是像仿效《论语》出一本《杨语》。
杨锐没顾及旁人，他已经陷入了一种自我思考又自我绽放的状态。他再道：“假设美国人学会了品质管理，他也只是去找几个专家抽样统计，而后通过数学方法来纠正品质问题，可这根本就不够。既然工人是生产系统的一份子，那么品质问题工人就有权也有必要参与进来，这到底是材料问题？还是设计问题？还是加工问题？还是其他什么问题？整个系统都参与进来才能得到准确答案以及得出最优解——也许某道工序改善程序，就能避免这个问题，所以不需要提高材料强度。诸如此类。
将工人排斥在品质管理之外，其实还是基督教那一套。上帝。也就是专家确定一切，工人都是上帝的子民。按照上帝旨意操作便好。我们不是这样的，工厂里没有专门的专家。有的只是现场管理的班组长，他们是品质管理真正的核心所在。
美国人要做到这一点，那么他的企业组织结构就要变成我们这样的终生雇佣制，员工养成则变成轮岗制而不是招聘制，这是美国人无法接受的，也是无法实现的。他们只懂得‘胡萝卜加大棒’，不愿意将低贱的工人和自己融为一个团队。这其实也是新教徒习惯敛财、视钱如命的本性决定的，工人不过是他们临时需要的工具，工作做完，除了付给你的工资外，其他都是我的财产。
我们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廷尉府那些法官的讨论其实是有道理的，我们自古便只有家的概念，而没有人的概念。也即是说，我们自古以来承认家庭财产私有制，却不承认个人财产私有制，除非这一家人包括仆人都已死绝，就只剩一个。
这种观念如果放在工业上，即整个公司是所有工人的共有财产，他们在股份分配上有多寡之分，却绝不存在有无之别。工人的事情就是总办的事情，虽然他们之间工资相差十倍、甚至上百倍。企业就像是大海里航行的一条船，船长虽然养尊处优，可任何一个低贱的水手落水他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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