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韩先汝的解释,江水源有些垂头丧气:如果学术研究只为验证某种研究方法,而不是为了得出一个普适性的真理,那读书做学问还有什么意思?
韩先汝似乎看出了江水源的困惑与迷茫,笑眯眯地问道:“怎么,觉得结论比方法更重要?”
“嗯!我觉得——”
“觉得方法都是虚的,结论才是实打实的干货?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因为最初我也是这么想的。”韩先汝打断江水源的话头,“听过这句话吧?‘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授人以鱼只救一时之急,授人以渔则可解一生之需’。其实研究得出的结论就是一尾活蹦乱跳的鲜鱼,很多时候只能勉强说服自己;而研究方法则像是可以捕捉无数鲜鱼的渔网,不仅能到处使用、无限制复制,而且可以造福世人、传之久远。
“就拿咱们刚才提到的淮安府乡贤阎若璩来说,他以一本《尚书古文疏证》确立了自己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卓越地位。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其实这本《尚书古文疏证》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而且《古文尚书》自唐宋以来已经被很多人指摘,阎若璩也不是第一个证伪、辨伪的学者。为什么他还享有如此大名,位列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众多杰出学者的第一位,成为学术史上绕不开的一座丰碑呢?原因就在于他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方法中体现的伟大精神。
“《古文尚书》是儒家经典之一,神圣不可侵犯,千百年来从皇帝到普通读书人都把它奉为圭臬,认真学习研读。但阎若璩却无视它的神圣外衣,把它当成质疑考证的对象,本着‘信而有征,无征不信’的原则展开研究,首开疑经之风,以实证辨伪的方法引经据古,从历代图书目录、典章制度、天文理算、文章体例、金石文字等方面列举一百二十八条证据,证明世间流传的《古文尚书》是假的。
“这种无视前人结论、只凭证据说话的研究方法影响深远,甚至成为清代朴学的核心理念。在他之后,刘逢禄怀疑《春秋左传》,魏源怀疑《诗经毛传》,到了康有为那里,甚至认为《周礼》、《逸礼》、《古文尚书》、《左传》、《毛诗》等都是西汉末年刘歆伪造的。余波所及,民国初年经世大学著名教授顾颃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先秦两汉典籍记载的古史也进行全面检讨。这不正是方法重于结论的活生生例子么?”
江水源若有所悟:“怪不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称赞《尚书古文疏证》是‘反复釐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原来如此!之前我在图书室大致翻过《尚书古文疏证》,总觉得在考证的宏博精实上比不过顾炎武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为何四库馆臣那么吹捧这本书?原来根子在这里!”
韩先汝被江水源勾起了兴致,喝了口茶又继续说道:“再比如咱们淮安府另一位乡贤孙百熙先生,他的学问无论深度还是广度,在近三四百年里都是首屈一指的。举凡传统的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到现今时髦的遗传学、电子学、计算机科学,都留下了他的印迹。为什么他能如此深刻地影响近百年科学乃至社会发展呢?我想除了他在科学研究和创立民国等方面的丰功伟绩外,很重要的因素是他在科学研究中所体现的方法,如今依然为世界上各个领域的众多学者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
“比如他的相对论就深刻影响了近百年来世界哲学的发展,推动了二十世纪哲学转型,并逐步渗透到各个文化思想领域。而用他量子论的思维和方法来研究生物学、密码学、计算机科学乃至经济学,就形成了量子生物学、量子密码学、量子信息处理、量子经济学等等全新的交叉学科。而学科划分与学科交叉的理念,也真是孙百熙先生在经世大学一手创立的!”
韩先汝随即话锋一转:“当然了,想要创立一种全新的、引领时代潮流的学术研究方法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能做到这一点的,基本都是各个学派开山祖师。像老头子我这样的凡夫俗子,只能步人后尘、拾人牙慧,做点修修补补的零碎活儿。不过江小友你资质出众、聪颖过人,只要肯下工夫,将来未必不能比肩阎若璩、孙元起两位乡贤,所以你一定要勤自勉力,奋发图强!”
江水源只有报以苦笑,心道:就算我有逆天的本事,那也得我有命活到那个岁数才行啊!
韩先汝自然不知道江水源心中所想,兀自说道:“做学问嘛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说到底无非就是一句话:聪明人下笨功夫。首先得是聪明人,笨人只能做循规蹈矩的活儿,聪明人的脑袋里才能蹦出奇思妙想来。其次得下笨功夫,不下笨功夫把本领域内的情况摸清,天天向壁虚构、闭门造车,再聪明也没用。遇个车祸、摔个跟头、掉下悬崖就能获得通天彻地本领的那是小说,不是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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