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启蒙听完我的汇报，一掌拍在办公桌上，铁青着脸半天不作声。
我如释重负般轻嘘一口气，压在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所谓一石二鸟，不过如此。刘启蒙关培山两人，一辈子捆在一起，平时大家都笑脸相迎，你好我好大家好。一旦真遇到事，莫不想致对方于死地。
当年的书记关培山，根本不把县长刘启蒙放在眼里。在关培山看来，刘启蒙就是个迂腐的人，成不得大事。读古书的人，学的都是儒家治国持家的东西。关培山也读过古书，毕竟涉猎少。
关培山十五岁参加学运，学的是一套激进的理论。到后来参加革命建设，把原来学到的一些东西，全部当做糟粕弃之不用。而刘启蒙不同，外面世界烽火连天，他还在小屋里一心只读圣贤书。
两个人因为工作的需要，被组织捆在一起，却永远也尿不到一个壶里。
按理说，刘启蒙贵为一县之长，在政府的层面，他是理所当然的老大。可是关培山不管这一套，要求县政府的所有工作，必须征得县委同意后才可进行。
刘启蒙就像一个怄气的小媳妇，关培山像一个小脚婆婆。两个人不对眼，处事莫免有偏差。
市委也听到关于他们两个的事，却一直不分开他们。道理很简单，相互制约。
实际情况是关培山能制约刘启蒙，刘启蒙却丝毫撼动不了关培山。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刘启蒙终于逮到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我表舅赴衡岳市履职。
衡岳市的干部，从市委书记陈书记，到所有的市委市政府干部，几乎没有几个外地人。本土干部虽然熟悉工作，却因为太熟悉，未免不结成一张张硕大的关系网。因此在衡岳市官场，官方语言就衡岳地方土话。
衡岳市的干部上电视新闻，张口就是土话，这让很多外地的衡岳人感到丢脸。试想连普通话都说不好的干部，本身的素质有多高？又能带领老百姓干出什么营生？
衡岳地方官场里，父子局长，兄妹书记，连襟科长的现象比比皆是。随便一个小干部，背后站着什么人，谁都不敢小觑。即便一个小小的办事员，或许背后也站着一个高不可攀的人物。
关培山是土生土长的干部，在衡岳市官场里经营了一辈子。他的关系网，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楚。拔出他一个萝卜，不知道会带出多少的泥。
因此，刘启蒙放眼衡岳官场，能撼动关培山的机会少之又少。
我表舅就在这个时候空降衡岳市。刘启蒙就像猎狗闻到了猎物味道一样，紧紧跟了上去。
这样一来，关培山的问题开始逐渐暴露，出现了他被纪委约谈的事。刘启蒙得一先机，把县委书记的位子捞到了自己屁股底下。原以为从此天下太平，谁料到关培山摇身一变，成了衡岳市经济领导小组的干部，驾临春山县，派头更大。
关培山不是县委常委，却要参加常委会议。一些关键问题，没有他关培山点头，还成不了事。
刘启蒙心里窝了一股火，找不到地方发泄。
关培山在春山县经营了一辈子，哪个局委办不是自己的人？这些人没有关培山，连条狗都不是。关培山失势的时候收敛了一阵子，等到关培山再驾临春山县，而且出席县委常委会议，原来动摇的人也赶紧跟过来。这样就对刘启蒙形成了挟持之势，任刘启蒙暴跳如雷，他们也是冷眼旁观。
我的上任，多少改变了一些格局。所有干部都知道我有一个市委副书记的表舅，还有一个市委组织部部长的准岳父。有了这些资本，我的腰杆子比别人要粗很多。
我的站队，直接决定这些干部的标杆。
我心里自然十分的明白，因此我在站队这事上，从不表现倾向于那一边。我的这个态度，让干部们也无所适从。
我是不能有太多的倾向性！尽管我明白在目前我顺水顺风。可命运这东西谁敢断定，一路高歌中不会夹杂哀音？
我把麒麟山庄的事一五一十地汇报给刘启蒙，就是送他一个顺手人情。麒麟山庄有事，他刘启蒙功不可没。麒麟山庄没事，弄个动静出来，给关培山添堵，恶心恶心他！
我对关培山还是有成见的。当初他叫纪委约谈我，要不是我自己立场坚定，说不定早成了他的阶下囚。
当然，这些与黄微微母女分不开。没有她们夜以继日的赶路求人，没有黄山部长或明或暗的指示，进了关培山的鸟笼子，我还能出得来？
我不是说自己没问题。现在的干部，再清明也经不得查。不查都是孔繁森，一查全是王宝森。一个苏西乡的农产品公司，就能把我颠覆。
干部们谁的屁股底下没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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