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曾言：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与守株待兔有什么两样？而荀子说：东南西北各地儿童出生时的哭声是一样的。但长大以后习俗就不同了，所以这应该是教育的结果，应该兴学节性，而不是废学恃性，使人始终活在愚昧之中，所以古文学派中的礼，我认为应该是正人心的本，而法则是开风气的通，本可以维护名教，而通则是变通世事。只有将礼仪为体。法律为用，那么礼法兼施才会成为长久之道。
张昭神情激动，脸庞憋的通红道：“既然你说法后王，那请问暴秦何来？若无苛法。何来暴秦？若无仁政，何有强汉？”
先生不要激动，虽然古文有其可褒之处，但是今文也不是毫无可采之处，就拿民权一说，澜就深感认同。所以说这古今皆可取，又皆有糟粕，但先生所治中庸就差了太多了，有悖圣人之教！
“竖子不知天高地厚，竟妄言中庸之道！”
张昭气的浑身颤抖，手掌哆嗦，颤颤巍巍地指着刘澜，怒发冲冠：“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庸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
中谓不偏，庸谓不易。是指人生不偏离，不变换自己的目标和主张。这就是一个持之以恒的成功之道。孔子有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中庸之道使人中正、平和。若天下人失去中正、平和一定是喜、怒、哀、乐太过，治怒唯有乐，治过喜莫过礼，守礼的方法在于敬。只有保持中正、平和方能得以长存，而中又暗指好，庸同用，即是中用，则要拥一技之长，做一个有用之人，要坚守自己的职责，所谓在其位谋其职，这又如何有悖圣人之教了？”
“既然先生治中庸，讲不怒，那现在先生岂不是有悖圣人之教？再者，在其位谋其职，反过来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岂不是有悖圣人之教？”
“圣人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辈循之，焉有悖逆！”
“那党锢之祸呢？若天下士子皆依圣人之教，不敢公然点评朝政得失，那宦官外戚之祸又有何人能除？当今中夏，礼崩乐坏，而如子布这样世之大儒却依循着下乘中庸之术避世不出，岂非有悖圣人之教？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但方今天下兵锋四起，吾辈当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之将倾，又岂能隐世不出，坐看天下霍乱纷纷？难道这就是子布所学之中庸？
我虽不习中庸，却也知中庸之意，遇见强者不敢反抗往往便以‘中庸’来粉饰，聊以自慰，中庸之道乃为导民，维持社会稳定，天下士者皆知中庸毫无益处，民间草莽屠夫也无一人中庸，只有那些小民被蒙骗。
而中庸智者，如子布这般，身处乱世只会明哲保身，到了大有为的盛世也不过是以中庸居中调停，对奸佞心慈手软，不屑于使用非常规手段掌握权力去为民造福，为朝代走向衰弱埋下隐患。到了晚期，就算子布一生为民请命，恐怕百姓“被中庸”太久，造势呐喊会，但真要出力，却无人敢响应了！
还有就是中庸崇古这一点，这就是其最大的致命点，太过保守，没有进取，便是那水排之产生，尔等中庸儒者不见其提高百姓福祉粮食丰收，只知一味嘲笑其为奇技淫巧，若非是你们这些尊孟子，尊中庸的腐儒我堂堂中华，何以被西方列强奴役！
刘澜越说越激动，口无遮拦，滔滔不绝的说了一通……
屋内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刘澜有好几句话没守住口，但张昭毕竟是古人，又如何能知道他在说些什么，更别提一旁的张飞了，连张昭都不明白，他就更不知晓了。
干咳了一声打断屋内的短暂尴尬后，刘澜才道：“本朝之儒，皆为利禄，高官显爵，通经所得。人挟一经，以为重宝，修习揣摩，视之秘术。故门派林立、不相往来，久而久之，流弊愈炽。致使舞文弄墨、极尽刻碎之能事，穿凿附会，曲解经传之本意。
孔子曾云：“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小人儒者，即上述之类，而君子大儒，心怀家国，放眼天下，通经致用，不泥章句。若非郑大家博稽六艺，这世上岂非皆是这小儒当道？
而《论语》谓：“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治春秋大儒，习经在于能用，非埋首书斋，皓首穷经也。
当今天下皆为小儒，不久不才曾在杏林讲坛，云：天下国家，只有心怀天下，其次国家，再次己身（这个己身应为家族）方才是君子大儒，而澜听闻，古之隐者有君无道而隐，有乱世而隐，有太平之世而隐，而今天下，纷乱缭绕，正是我辈大展宏图，为民请命之时，如子布这般大贤难道真要做那居乱世而隐者乎？(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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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诗，仪礼，乐经失传（大火烧毁），易，春秋，书，为五经。据一字石经作东汉五经变七经为：易，诗，书，仪礼，春秋，孝经，论语。东汉五经变七经，而论语至此方入儒家经典。
到了唐代，加周礼，礼记，公羊传，谷梁传，尔雅从九经变为十二经，到了南宋，朱夫子因推崇孟子，至此确立儒家经典十三经。
而我们所知的四书五经，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指的是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若非乐经失传，就会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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