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在正月十七，身负崇祯重托的孙传庭抵达潼关，回到了他阔别两年的岗位上，在他还没有抵达之前，就传令各路总兵到潼关集结。
孙传庭的复出，崇祯只拨给了他一万兵马，其他的大明军队精英，大部分调拨给洪承畴对付皇太极了。孙传庭并不在意调拨多少兵马给他，本身就还有各地的驻军归他管辖，只要崇祯能给他权力和时间，就能训练出一支精兵。
在这天，贺人龙也按时赶到了。
“贺人龙拜见总督。”贺人龙毕恭毕敬地参拜。
孙传庭扶起他，说道：“贺疯子啊！我这两年困在牢狱之中，想得都是和你并肩作战，驰骋疆场之时。”
贺人龙哈哈笑道：“恭喜孙大人复出了，我贺疯子谁都不认，就认你。”
孙传庭说道：“认得好！听说年前杨督师率军征讨赵贼（赵钦卫），你却一直按兵不动。”
贺人龙说道：“杨大人太不厚道了，对我的许诺却事后反悔，却便宜了那个左良玉，我一点都不服他，想起就来气。”
孙传庭说道：“我孙传庭领军，绝对不会亏待下面的将士，贺疯子啊！你以后跟着我，可不许出现抗命不遵的之事啊！”
贺人龙说道：“孙大人，你是个好官，我贺疯子唯你马首是瞻。”
事实上，孙传庭对杨嗣昌也没有好感。
在两年多以前，把李自成打得只剩十八骑的时候，眼见就要取得全胜，杨嗣昌却向崇祯提出“招安”，结果张献忠等农民军残部被招安，彻底全歼农民军的机会，就这样功亏一篑。
杨嗣昌之所以和孙传庭过不去，也是因为剿匪的“路线问题”。作为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剿灭农民军计划，孙传庭本身是同意这一方略，却坚决反对“招安”。对“招安”的农民军，孙传庭更不放心，建议留部队在当地监视，以防他们造反。就这俩事，把杨嗣昌给惹怒了。
崇祯十一年清军入关的时候，孙传庭也奉命入京救援，但杨嗣昌怕他立功，竟严令不许孙传庭部出战，战后又主张将孙传庭本人调离，留孙传庭的部队拱卫京城。如此“下山摘桃子”，把孙传庭气得急火攻心，但灾祸还没完，得病的孙传庭请求告假，崇祯竟认为孙传庭在推卸责任，一纸诏书将孙传庭下狱。
就在孙传庭待在监狱期间，诚如孙传庭所预料，农民起义叛而复起，当年因杨嗣昌阻挠而逃生的张献忠部再次扯旗造反，而“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恶果也凸显，被租税逼得活不下去的农民纷纷响应，李自成也再次出山，声势浩大。
现在不仅仅有李自成、张献忠这两路旧的反贼，赵钦卫更是快速崛起，其部下的战斗力远远比李、张两人的农民军强大得多，形势急剧恶化。
此时，孙传庭原本在陕西苦心打造出来的精锐军队，已多被裁撤解散，重回陕西的他，手中崇祯调拨给他的几千士兵，毫无作战经验。面对如此烂摊子，孙传庭唯有尽心竭力，他认为，只要潼关不丢，保住陕西，明王朝就能保住平定反贼的机会。
时间就是生命线，孙传庭一到陕西，就马上着手两件事，就是筹措军饷和练兵。很快就把这两项工作全面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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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皇宫，曹化淳和严肖和行刺失败逃回来后，向崇祯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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