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田中奏折》的功臣叫蔡智堪，原籍台湾苗栗县，1888年出生在日本的一个华侨家庭，4岁时改姓山口，长大后在日本经商，开设了“蔡丰源贸易行”，因经营得法，成为日本商界巨富。但他虽身在异邦，却心系中华。早在清末，他就加入了同盟会。
蔡智堪与张作霖父子建立了秘密联系，多次将他所获取的日军情报密报给他们。与此同时，他还在日本报刊上多次撰文，忠告日本朝野打消侵华思想，修睦中日邦交。
《田中奏折》上呈后，田中即向全世界发布了会议宣言：“中国内乱能波及满蒙，紊乱治安。帝国因有特殊地位与权益，不论乱自何方，帝国决予以适当之处理。”这一宣言对世界各国犹如晴天霹雳，人们推测日本将占领东北，然后用“以战养战”方式，征服中国和南洋。因此各国情报人员纷纷抵达东京，企图侦察“东方会议”的真实内容，此奏折成为各国谍报人员的追逐对象。
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田中政府又派出特使林权助对张学良威胁利诱，企图阻止东北“易帜”。
张学良是有爱国心的军人。他一方面宣布沈阳戒严，挫败了日军想要乘乱夺占东北的企图；一方面，派人与南京国民政府谈判，准备改旗易帜，并拨出专款，派人通过不同渠道，加紧搜集日本对华政策变动的情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获取《田中奏折》。
蔡智堪知道《田中奏折》是日本的最高机密，肯定不容易拿到。由于他已经加入了日本籍，万一事情败露，肯定要付出生命代价。经过反复考虑，他认为使用“间谍手段”风险太大，要做成此事，看来只有用国民外交手段了，即利用日本民政党和政友会的矛盾，通过民政党人的帮助方可奏效。
于是，蔡智堪便以私人身份，宴请了前内务大臣、民政党主席床次竹二郎和田中内阁的外相永井柳太郎。床次和永井都是他的老朋友，在金钱上也有颇多往来。日本政党党首中有许多人都是很穷的，他们对外还要讲排场，所以开销很大。尤其是床次、永井以及内阁大臣牧野伸显伯爵等人，他们不仅吸鸦片，而且还喜欢喝中国酒。蔡智堪经常请他们喝酒，并不时提供给他们一些经济资助，所以关系一直都处得比较好，说话也比较随便。
蔡智堪认为永井是最容易接近《田中奏折》的人，于是，他先向永井提出，请他帮助搞到《田中奏折》，在自己主办的《日华》杂志上发表。没想到此话一出，永井竟一口回绝了。蔡智堪只得又找机会和床次讲了这件事：民政党要扳倒政友会，就应该揭发田中极力主张的武力占领东北的政策，那时你们民政党就有机会东山再起了。床次被他说动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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