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上的话题，我没有发言权。只是从外交的角度看，现在就是一个机会。”
说到外交，显然没人比王学炽更有发言权。现在的王学炽不但是华夏外长，更是国际外交舞台上的大名人。如果不是受到相关规定的限制，肯定会有人提名王学炽担任联合国秘书长。
让王学炽出名的，正是两年前的那起事件。
在冲突结束之前，王学炽出访联合国，在安理会上三次发起针对扶桑的提案，拿出了大量证明扶桑当局谋划引发冲突的证据。正是王学炽在联合国的积极活动，华夏占据了外交制高点，得到大部分国家的同情与支持。当时最主要的外交成果，就是迫使花旗在谴责扶桑决议的表决中投弃权票。从事后的角度来看，正是这份没有法理约束力的谴责决议，让扶桑当局认清局势，知道花旗未必会为扶桑赴汤蹈火，从而悬崖勒马，在最后关头宣布停火，没让冲突演变为战争。
冲突结束后，王学炽全权负责跟扶桑进行停火谈判。
在这场长达一年半的谈判中，王学炽一直站在前台。虽然后多决策与他无关，他只是执行人，但是他在谈判中表现出的大国气度，早已成为国际舆论界的重要话题。可以说，他的一言一行都展现出一个大国外长应有的风度与魄力，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正在崛起的华夏将势不可挡。
当然，谈判的最终结果，以及在谈判期间发生的事情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料。
在宣布停火后几个小时，宫本三郎去了皇宫，正式向天皇递交辞呈。随后，扶桑内阁总辞职，同时解散国会，提前举行大选。按照宫本三郎的推荐，天皇任命副相山口友雄为临时首相，组建看守内阁。当天稍晚一点，外界才获得消息，扶桑发生了一次未遂政变，发起政变的大正光一、及起支持者在首相府被全部歼灭。政变失败之后，大正光一的上级，防卫大臣小早田秀吉在官邸内吞枪自杀。不久之后，与小早田秀吉关系密切的复兴大臣村上雅智也自裁身亡。与此同时，参与过战争决策，并且态度积极的主战派内阁成员无一逃脱。在山口友雄获得天皇任命时，他身边的全是主和派。显然，这是宫本三郎做的最后一件事，也可以看成是留给山口友雄的政治遗产。在铲除了狂热的主战份子之后，山口友雄才能以积极态度跟华夏进行停火谈判。
只是，有一个例外，即在花旗的外务大臣田中俊。
因为宫本三郎已经宣布内阁总辞职，而是山口友雄的看守内阁成员名单中，并没有田中俊的名字，所以他不再是扶桑外务大臣。当天，田中俊就以遭受****为由，向花旗提出避难申请。几天后，扶桑看守内阁向花旗提出了引渡田中俊的请求，理由是田中俊参与了大正光一发动的政变，需要回国接受调查。花旗没有遵守与扶桑的引渡条约，反而提出扶桑当局的证据不足拒绝了引渡请求。接下来，扶桑当局就在花旗发起法律诉讼，要求花旗联邦当局按照两国签署的引渡条约交出田中俊。三个月后，在花旗最高法院做出裁决之前，田中俊逃离花旗。虽然扶桑当局立即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通缉令，但是两年来，一直没有找到田中俊。
当时，这事闹得沸沸扬扬，简直成了外交界的笑话。
停火后的第三天，王学炽在花旗跟扶桑看守内阁的临时外务大臣藤森德康进行了第一次正式会晤。
谈判，由此开始。
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扶桑当局要不要为冲突承担责任，二是由冲突导致的损失由谁来承担，三是冲突区域的控制权与管辖权。
显然，这三个问题没有一个能够轻松谈妥。
在第一个问题上，扶桑当局承认导致冲突的“渔业纠纷”跟大正光一有关，也跟大正光一领导的防卫省情报厅有关，但是并不承认为扶桑领导人直接指使，坚称这只是大正光一的个人行为。因为大正光一已经死了，可以说是死无对证，而且华夏也拿不出大正光一受到扶桑领导人指使的证据，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华夏只能做出让步，即承认扶桑的说法，冲突为个人行为导致。
可以说，这是让了一大步。
按照国际法，扶桑需要承担责任，不过是民事责任，而不是由国家赔款。按照最后达成的协议，扶桑将赔偿华夏所有非战争损失，主要就是沉没的海警巡逻舰，以及按照华夏提出的标准为巡逻舰上伤亡官兵进行人生赔偿。一艘巡逻舰，一百多名官兵，赔偿金额还不到十亿华元。
第二个问题，就是战争赔偿。
显然，这不是十亿华元的小事了。
按照华夏提供的资料，冲突期间，华夏遭受的直接损失高达六千亿华元。这里面，包括东海舰队的九艘大型战舰，海军航空兵的一架KJ200预警机、十三架J-11C战斗机、十二架J-10C战斗机与两架AG600水上飞机，空军的四架J-20A战斗机、十八架J-11B战斗机与十六架J-10B战斗机。如果把伤亡官兵的抚恤金、以及在战争中消耗的弹药等资源算上，华夏在这场冲突中遭受的损失超过一万亿华元。虽然扶桑遭受的损失更大，只是两支护卫群十五艘驱逐舰的造价就高达三千亿华元，但是做为这场冲突的制造者，扶桑是赔偿的一方，而不是被赔偿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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