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过去了，现在在载湉面前的一班朝臣，也已经老的老、死的死了。
以前的一班老臣如曾国荃、闫敬铭、曾纪泽、宝鋆等都已逝去多年，而张之万、李鸿藻也在前两年陆续逝去，被载湉一直倚重的恭亲王奕訢在去年年中就一直病重不起，现在不过是风中残烛，在吊命而已。
即使现在还健在的李鸿章、翁同龢、孙家鼐、徐用仪，以及封疆大吏中的谭钟麟、刘坤一等也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不知道还能干多久。
然而大清朝现在却还离不开这些人！在那些年青人还没有成长起来之前，即使是榨干最后一滴血，他们也要继续奋斗下去。
自恭王病休后，现在的军机处由礼亲王领班，“秉承陛下的旨意，臣等已经将各项问题归成了几类：第一是涉及洋人的。主要是和洋人之间的邦交、贸易以及传教、办厂等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第二是随着我大清工商业不断发展，由此带来的诸如占地、税收、用工等方面带来的问题。第三是在朝廷各级官员中发现的庸、戾、贪、惰、腐等方面的问题。此三项者，均可细分为若干小项，臣等已经详细编订在案，请陛下御览。”
世铎说着，从袖袋中拿出厚厚一份折子，递了上去。
载湉拿过来却没有马上打开——这样一份折子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看完的，“既然各位卿家已经将问题整理归案，想必已经有了解决的方案，这份折子朕会仔细审看，之后的事情，还要依靠列位卿家。”
众臣忙道：“臣惶恐……”
随后，载湉宣布了一系列的人事任免。
“准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徐桐请辞折，协办大学士、总理衙门行走翁同龢随恭王西行诸国，见识增长有加，着领吏部。”
“二十三年，恭王出使西国，许景澄协办总理衙门，事无巨细、井井有条，着任总理衙门大臣。”
“廖寿恒、徐用仪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赵舒翘着任刑部尚书”。
“袁昶迁总理衙门上行走，加二品衔”。
“联元迁三品京堂，在总理衙门行走”。
“李经方升山东按察使“。
“原山东巡抚李秉衡治下不严，放任地方，免职。”
……
“另，海军衙门大臣李鸿章自称年来体弱，请免直隶总督及海军大臣，举荐王文韶为直隶总督、胡燏棻为海军大臣。朕思量再三，认为直隶总督可暂缓卸任，海军方面因需要长期奔波视察军务，的确不太适合，故准李臣所奏。至于胡燏棻其人是否适合，可先着其制海军整备方略一份，再行定夺。”
李鸿章今年七十六了，凭借自身的阅历和威望，以及政治手腕，做做直隶总督还是可以的，但是海军大臣这样需要经常巡视海防、检阅兵备、审查舰艇的岗位，的确不适合这样一个老人。
至于胡燏棻，载湉倒也见过几面，感觉为人还是比较有现代意识，不过印象不深。李鸿章倒是推崇备至，至于行与不行，待其治军方略呈上再说。
光绪二十五年春，大清帝国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其主要的内容就是肃清吏治，进而清理整顿各地的各种不法行为。
肃清吏治这一项使得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倒下去一大批各种级别的干部，请注意，是一大批哦。其中有其以基层管理人员——有就是七品到五品的官员——居多。
与此同时，也有一大批受过西式教育的年轻人被提拔到了领导岗位。
大清自光绪三年开始外派留学生，自光绪十一年开始兴办新式学堂，时至今日，培养出来的受过西方科学教育的学子怎么也有两三万人了。
虽然这里面有很大比重是学习技术的工程人才，但是学习经济和法学的也不少。况且，有些人天生就是当领导的材料，就适合做管理者和领导者。
谁说工程师就不能从政了？
原本他们因为清政府缺少专业人才而被放在技术口，但时移事易，现在完全可以将其中的一部分人才抽调出来，培养成政治家了，尤其是学经济和法学的，更是适合。这些人通常都在二十五至三十五岁，正是年富力强、易于接受新思想且民族自尊心和复兴中华文明的欲望比较强。
他们当中有已经进入中枢的蔡元培、杨深秀、刘光第、唐绍仪、谭嗣同、徐锡麟，也有才提拔不久的王文俊、宋恕、章太炎、梁启超、汪康年、唐才常、陶成章、黄兴、林圭等人。
这些人或者进入部、院任郎中、笔贴式，或者在地方任县令、学政。随着这样一批人才进入中国的政治圈儿，中国开始逐步形成‘宪政’的环境基础。
光绪二十五年大清官场的政治地震以直隶为中心开始向其他省份蔓延，且随着一批年轻政治新星的崛起而逐渐向工商业界和士绅阶层蔓延。越来越多的地主、乡绅、资本家的富二代开始接触新科技、新思维。
但是这个世界上最难搞的就是人事，更何况是中国这样的国家。所以所谓的‘地震’，实际上传播的速度可以以年来形容。
不过载湉也没想凭借一朝一夕就将这个腐朽的封建帝国的官僚圈来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治大国如烹小鲜，这时候正是检验慢工出细活的时候。所以他一边大力提拔年轻一代的政治新星，一边在亲自接见他们的时候苦口婆心嘱咐大家一定要稳扎稳打，切勿急躁冒进！
‘务必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工作作风；务必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这两个务必。和‘坚持解放思想、不断创新，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反对照搬照抄、经验主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公平、公正、公开的工作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坚持清正廉洁、有所作为，反对以权谋私、人浮于事’等四坚持、四反对成了中国政坛上流传最广的座右铭。
就在载湉认为1899年可以在大清官场的官僚体制改革和自己忙里偷闲含怡弄儿中渡过的时候，又一件大事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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