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孙清扬露出深思之色，玄武又道：“土木堡兵败之始，文臣们的说法是源于王振削减了瓦剌骗贡使者的赏赐。可是，按理来说，既然明知瓦剌骗贡，那当然应该削减赏赐，王振此举并没有过错，为何要将与瓦剌开战的过错推在他的身上？实际上，给瓦剌的赏赐中，最得益者就是礼部的那些采办们，给出去的赏赐越多，采办的耗费就越大，所以宁愿让瓦剌骗贡也不愿意削减……”
随着玄武的讲述，孙清扬感觉自己从前知道的真相，被撕开了一个口子。
而且，她的母亲董夫人，也颇为赞成玄武的说法，“太后，我在家时，也曾听您的父兄说过，说文官因为多是门生故吏、同年、同僚乃至同乡，这等筋肉相连的关系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非常庞大的势力，里面有很严密的组织，内阁柄政大臣，多为东南地方势力所操持，通过科场，一脉相承，他们谓之为‘传衣钵’。在这样的情况下，皇上意图采纳王振所说的武治天下，无疑触动了他们的利益，先皇去后，皇上年幼，他们就开始大肆在军队中安插人手，培养势力……为接替武将集团掌控兵权做了一些准备。”
玄武点头道：“董夫人说的正和臣所讲的不谋而合，皇上长大之后，依靠王振和武将勋贵集团开始重振皇权，而瓦剌进攻，给了皇上重振皇权的大好时机，同时，武将勋贵集团也想乘机重振雄风，故而都支持皇上亲征，而一旦他们得胜归来，势必在政治格局上占据上风。故而，文臣们基本都反对皇上亲征，因为只要皇上得胜归来，势必导致文官集团的利益受到巨大损失，甚至几十年来努力的势力将全都白费，因此，他们才会以各种理由阻止皇上亲征。”
“实际上，以大明今日之实力，数十倍兵力于瓦剌，又有英国公、成国公等多位能将跟从，即使皇上和王振完全不懂军事，也不可能一败涂地。臣这些日子，分析了土木堡的前因后果，非常怀疑，这是整个文官集团实施的巨大阴谋。他们当初，未必是想陷皇上于险境，但可以肯定，绝不希望皇上得胜归朝，才会在开始的时候，散播种种不利消息，动摇军心，而后，又缺衣少粮，保证不了前线的供应，导致将士怨声载道。”
“断粮只需要兵部配合，甚至只需要兵部指挥粮草的官员配合就可以了，也先的进攻路线文官集团比皇上更早知道，却迟迟不将东线失守的消息告知皇上，再加上内奸告诉瓦剌路线，才会导致多位将领战死……太后，纵然英国公年迈，但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恭顺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这些人，几乎是咱们大明最优秀的将领，个个能征善战，怎么到了土木堡就会个个打不过敌军？”
“还有，皇上直辖的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这三营拥有大规模的火器，最优秀的冷热配合，还有最精锐的蒙古雇用骑，就军力而言，可算是最精锐的军队，为何他们到了土木堡之战，就完全发挥不了作用？”玄武越说越激动，那些人里，有些是他共事多年，如同手足一般的兄弟啊，他们，没有死在真正的沙场上，却死于自己人的朋党之争，死于内讧！
“梁贵说土木堡之役失败是因为缺水少粮，导致军心涣散，可皇上他们出征之际，正值梅雨季节，一路泥泞，到达土木堡虽然放晴，但据臣所知，山西地区最多挖地一丈多就有水，阴历七八月份正是北方多雨的季节，地下水位大概为一年中最高之时，纵然没有现成的水源，组织兵士挖个大坑就可将地下水引出来，怎么可能会因缺水导致战败？”
“还有，皇上他们出征没多久，就出现粮草短缺之事，可到了如今需要保卫京城之时，代兵部尚书于谦却仅仅用了六天就把北京至大同七个粮仓里所有的粮食运至京城，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荒谬之事臣不得而知，但此次做战，是在我大明的境内，其地方的物资以及情报支持该由山西负责，明军的主要后勤线及其补给，则多从豫州中原一带富裕之地集结，竟会出现供应不足、不力，情报滞后，以致大军一败涂地，这在我们武将的眼里，简直就是笑话。”
“不管如何解释土木堡之役，但有一点，毫无疑问，经此一役，武将和勋贵将一蹶不振，朝廷将为文臣全面掌控。以臣之见，只怕土木堡之变，是内外勾结的结果。他们在阻止皇上亲征不得之后，害怕皇上和武将勋贵得胜还朝，一方面，从情报、后勤补给上拖延，另一方面，将我军的路线、作战计划外泄，才使得人生地不熟的也先，竟能够在咱们的地盘上，打败我大军，令诸多勇将，无一生还。”
孙清扬惊疑，“可是，按玄武大人所说，文官做为既得利益集团，应该回避战事，但这一场战役，文官战死亦不在少数啊？”
玄武虎目含泪，“一来，并非所有的文官都卷在此事之中，总有犹存风骨之人，二来，此事最大得利者，是留守的官员和地方势力，三来，文武职责不同，武将战败，即使是战死，亦为人诟病，得不到奖赏，而文人不同，文人战死沙场，不管因何种原因而死，都会文史流芳，得到嘉奖。”
玄武又例举了当年淇国公丘福，就曾因打败仗战死，被永乐帝夺爵抄家，家人发配海南之事，来说明同样是战镄，武将与文官得到的不同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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