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份，京城国际机场。
林子轩和慕姗姗带着一帮电影学院的学生登上了前往东京的飞机，这帮学生刚刚二十出头，正值青春年少，能够参加国际电影节颇为兴奋。
郑洞添事情忙，没有来，他派了一位京城青年电影制片厂的职工跟着。
这人熟悉电影节的流程，懂得日语，能照顾这批学生，以免出事。
林子轩陪着金亚琴闲聊，老太太七十多岁，精神头不错，作为话剧演员，这是第一回参加国际电影节，她回忆着过去的生活，感慨不已。
“现在的日子好了，坐飞机多方便啊，搁在以前这都是领导干部的待遇。”金亚琴感叹道，“我这老太太也沾沾光，享受享受。”
“您说不定还能拿个大奖回来呢，那我们这些人就要沾您的光了。”林子轩推重道。
“我演了一辈子的话剧，拿了不少奖，这电影奖还是头一回，到了我这个岁数，也不图什么了，就是觉得咱这片子好，应该让更多的观众看看。”金亚琴诉说道。
“您就放心吧，都联系好了，这部片子年底就能在影院上映。”林子轩回答道。
《我们俩》能入围东京国际电影节，无论得不得奖，有了名气，在国内上映不成问题。
问题是这么小成本的片子，院线的排片量肯定不多，后续也没有资金进行全国性的宣传，只能通过口碑传播，再加上这就是一部小众片，票房高不到哪儿去。
林子轩估计能有个一百多万的票房，勉强收回成本就不错了。
这就是国产小成本影片的命运，《我们俩》已经不错了，很多影片连上映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那些影片只能走国外电影节的路线，要是一不小心得了奖，被外国片商看中，卖出去版权，还可能给自己拉到下一部电影的投资。
在国内，每年都有导演把自己的影片寄到各大电影节上碰碰运气，其中以青年导演居多。
国产电影市场的低迷，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青年导演无法获得高额的投资，拍出来的片子没办法通过正常的渠道上映……
这是困扰青年导演或者说国内大多数导演的难题。
不少青年导演起步的资金都是东拼西凑来的，往往只有十几万或者几十万块钱，这点钱没办法拍一些高大上的片子，连稍微像样点的道具都买不起。
他们首先想的不是我要拍一部经典电影，而是想着怎么省钱。
拍摄身边的故事最省钱，不用什么昂贵道具的知名演员，就把日常的生活拍下来就好了。
于是，他们选择的大多是现实题材和边缘人的故事，那点资金也只能拍摄这样的故事。
从这儿可以看出，倒不是说这批青年导演，或者叫做第六代导演就想着拍那么灰暗的故事，更多的是他没有太多的选择。
他要是能拿到上千万的投资，也可能会去拍主流影片。
只能说，现实的困境和导演内心的情绪恰好结合在了一起，这批青年导演在这段时期拍了一系列色彩灰暗的影片，就形成了第六代。
这个成因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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