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不道德的作家，有一则关于让·舒阿尔大人的寓言，竟敢讥讽最可敬的事物。最优秀的批评家严厉地谴责过他。”于连在走出大门之前，收到四、五份午宴请帖。宾客们高兴地齐声说道：“这个年轻人是我们省的光荣。”他们甚至谈到从公共基金中拨一笔款，让他到巴黎继续求学。
于连迅速地走出大门，他一边走，一边轻声喊：“啊！流氓，流氓啊！”他连着说了三、四遍，那时客厅里正回荡着轻率地提出奖学金的声音。出了大门，他尽情地呼吸着新鲜空气。
这时，他觉得自己简直是一个贵族了。许久以前，他寄居在德·瑞纳先生家里，人们待他具备种种礼貌，然而在这千万种客气后面，他发现了不屑的微笑和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傲。他为此十分反感，可是现在他感到了极大的区别。他一边走一边说：“忘掉吧，甚至忘掉他们从可怜的囚徒身上剥削金钱，禁止他们唱歌！德·瑞纳先生向宾客献上美酒时，绝对不会当着众人的面说出每瓶葡萄酒的价钱，而这位瓦勒诺先生呢，不断地说了又说，他的房子、他的产业呀，等等。如果他太太在场，他就会说您的房子、您的产业呀。”
这位太太对财产有一种占有的快感，午餐中间，她还和仆人大吵了一架，因为他打碎了一支高脚杯，让她那成套的玻璃杯缺了一只，而那个仆人用极少礼貌的言语回答了她。
“这是什么样的人啊！”于连想，“就算他们把抢劫来的金钱分我一半，我也不能和他们在一起，有朝一日我会泄露我的轻蔑，我实在抑制不住他们引起我的那份反感！”
为了服从德·瑞纳夫人的命令，于连还要多次参加这类午宴。他现在是时髦人物了。人们原谅了他上次充当仪仗队员时的那身制服，或者可以说那种冒失正是他成功的原因。不久在维里埃城里，人们关心的问题是看谁在争夺这个少年学者的斗争中获胜，是德·瑞纳先生抑或乞丐收容所所长先生。这两位先生和马斯隆先生一起形成了三头政治，多年来在城里称霸。人人忌妒市长，自由党人更是怨气冲天。但是毕竟他是个贵族，生来就有优越的地位，至于瓦勒诺先生的父亲，甚至没有给他留下一笔六百利弗尔的年金。他在少年时代穿一套苹果绿的破烂衣衫，他从这种可怜的境状向上爬到他的诺曼底马、金链子、巴黎买来的衣服，和他今天所有的好运气。对于他，人们从可怜过渡到羡慕。
在这个对于连来说还是个崭新的世界里，他相信自己发现了一个正直的人。他是一位几何学家，名叫格罗，被人当作一个雅各宾党员。于连决心对人只讲虚伪的话而不能说真实的情况，也即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但是面对格罗这么老实的人，他又怀疑起自己的决心来了。他收到从韦尔吉送来的一大包一大包的作业练习，有人劝他常回家看看父亲，他履行了这令他愁苦的义务。一句话说吧，他相当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名誉。
一天早上，他忽然觉得有两只手捂住了他的眼睛，他惊醒了。是德·瑞纳夫人，她进城来了。她让孩子们同一只路上带来的可爱的兔子玩耍，自己则三步并作两步，登上楼梯，来到于连的卧室。这时刻充溢着甜蜜，只是良宵苦短，孩子们上来了，他们想让他们的朋友看看兔子。于连热烈地欢迎他们，还有那只兔子，他好像重新找到了家的感觉。他觉得自己爱这些孩子们，他喜欢和他们一起叽叽喳喳地喧闹。他们声音的温柔、态度的天真、单纯的、举止的高贵，都令他惊讶欣喜。在维里埃，他是在粗俗的举止和令人皱眉头的思想中呼吸的，他需要把这一切从他的记忆中洗涮掉。在这城市里，永远有着破产的恐惧、奢侈和贫穷的斗争。请他吃饭的那些人，谈到他们的佳肴美酒，吐露一些心里话，使说者受辱，使听者作呕。
“你们这些贵族，你们有理由骄傲。”他对德·瑞纳夫人说，同时叙述了那些他不得不参加的宴会。
“那么说，你走红了！”她想到瓦勒诺太太每次接待于连时都要搽胭脂，开怀大笑。“我认为她的计划是抓住你的心。”她补充说。
午餐是愉快的。孩子们在眼前，表面上看有些不方便，但实际上反而增加了他们共同的幸福。这些可怜的孩子，又见到于连了，他们不知道如何表达心里的快乐。仆人们不会不告诉他们，瓦勒诺先生增加了二百法郎的薪水，为的是让他去教育那些小瓦勒诺们。
午餐吃到一半时，大病初愈面容仍旧苍白的斯坦尼斯拉——克萨维埃突然问他的母亲，他的银餐具和喝水用的高脚杯能卖多少法郎。
“为什么问这个？”
“我想把它们卖了，给于连先生那笔钱，好让他跟我们一块儿不会上当。”
于连去吻他的脸颊，两眼充满泪水，而德·瑞纳夫人则已泪流满面了。于连把斯坦尼斯拉抱在膝上，解释“上当”这个词的意思，在这种地方不能用这个字眼，因为在这个意思上使用是当差的仆人的口气。他见德·瑞纳夫人听了高兴，又找些有趣的例子向孩子们解释“上当”这个词的意思。
“我懂了，”斯坦尼斯拉说，“就是说蠢笨的乌鸦让它嘴中的奶酪掉到地上，让说奉承话的狐狸叼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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