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田园，何时我才能见到你！
——维吉尔？
“先生想必是在等候去往巴黎的驿车吧？”他在一家旅店里停下来吃早餐，旅店的主人向他问道。
“今天的驿车或明天的驿车，对我都无所谓。”于连回答道。
就在他装做满不在乎的时候，驿车来了，上面恰巧有两个空位。
“怎么！是你呀，我可怜的法尔科。”一个从日内瓦那边来的旅客，向与于连同时上车的那个人说道。
“我还以为你已经在里昂近郊定居了呢，”法尔科说道，“在罗讷河岸边优美的小山谷里。”
“好极啦，定居下来。但是我正在逃难。”
“什么！你在逃难？你，圣古罗！你这样的一个老实人，难道你也会犯罪吗？”法尔科一边说，一边笑了。
“说来倒也差不多。我在逃避外省人过的那种可怕的生活。我热爱树林里的清新的空气和田园宁静的情趣，这你是知道的，你还时常责备我太爱幻想。我从来就不愿意听人家谈论政治，但是现在政治却把我赶出来了。”
“你是属于哪个党派的？”
“我无党无派，因此我就注定了要倒霉。你瞧，这便是我全部的政治生涯了：我爱音乐，我爱绘画；一本好书，对我就是一件大事情；我快要四十四岁了，我还有多少年好活呢？十五年、二十年，至多也不过三十年，我想三十年以后的大臣们，总会比较能干一点，但和当今的部长们比起来，也还是一样的不通。英国的历史是我们的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到我们的未来。未来总会有一个要求扩大自己特权的国王；想当议员的野心、朱波拉的荣誉以及他赚得的数十万法郎的财产，总会让外省的有钱人们怦然心动，他们却把这称做自由主义和热爱人民。想做贵族院议员的欲望，总会使那些亲王派眼红心热。国家好比是一条大船，大家都想当舵手，因为这个职位报酬最多。可是在这条船上，永远不会有一个可怜的小位置，留给一个平凡的乘客吗？”
“当然有，而且对你这样一个性格沉静的人来说，还是个非常愉快的位置。是不是这最近的一次选举，将你从外省赶出来了呢？”
“我的苦恼已不只一日了。四年前，我四十岁，还有五十万法郎。今天我的年龄增加了四岁，可是我的财产却反倒减少了五万法郎，那是我出售蒙弗勒里城堡所蒙受的损失。那城堡坐落在罗讷河畔，位置好极了。”
“在巴黎，我已厌倦了你们所谓的十九世纪文明这出永远也演不完的喜剧。我热切地盼望过一种淳朴简单的生活。因此我在罗讷河畔的山区买下了一块土地。天底下再也找不出一块比那更美的地方了。”
“村子里的教士和附近的乡绅们都来向我献殷勤，有六个月之久，我邀请他们共进晚餐。我对他们说，我之所以离开巴黎，就是为了这一辈子再也不谈政治了，也不听别人谈政治。正如你们亲眼看到的那样，我没有订阅任何报纸，邮差给我送来的信越少，我便越欢喜。”
“没想到这却触及了传教士的利益了。不久，我就成了当地的一个大目标。各种各样的麻烦和恶作剧的把戏，全都找上门来了。我原本想每年施舍二、三百法郎给穷苦的人们，他们却要求我将送给穷人的二、三百法郎送给宗教团体，诸如圣约瑟会、圣母会等等，我拒绝了他们，因此我受到万般侮辱。我也真愚蠢，竟而因此烦恼起来了。我再不能在早晨出去享受山上的美景而不碰到一桩麻烦事来打挠我的梦想，使我很不愉快地想起某些人以及他们的恶劣行径。举例来说吧，在举行丰年祈祷会时，盛大的游行队伍的歌唱使我欢悦，那大概是一支古希腊的曲子。
可是他们却不到我的田地里来祝福，因为传教士说，这些地是属于一个亵渎神的人的。一个虔诚的老农妇的一头母牛死了，她却说这是因为靠近我这个异教徒，巴黎来的哲学家的池塘的缘故；八天之后，我发现池塘里的鱼都肚皮朝天了，原来有人在池塘里投了石灰，将我的鱼全部都毒死了。在那里，各式各样的烦扰几乎将我包围了。治安官本是个正派人，但是因为害怕失去职位，所以老是判我无理。和平的田园，对我来说，却简直成了地狱。别人一旦看出乡村教会的首领——传教士抛弃了我，自由党的首领——退休的上尉不支持我，便都骑到我的头上来了。甚至一年来靠我养活的那个泥瓦匠也不例外。造车匠在修理我的耕犁时，也要敲我的竹杠。
“后来，我想找个靠山，至少也可打赢几场官司，于是我加入了自由党。但是，正如你所说的，那可恶的选举又来了，有人要求我去投票……”
“给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吗？”
“给一个我太认识、太了解的人。我拒绝了。这是多么可怕的愚行啊！从那时起，我又成了自由党人的仇敌了，我的处境越来越恶劣。我相信，假如有一天传教士来指控我谋杀我的女仆，两个党派里会有二十个人出来作证，说亲眼看到我犯了这个罪行。”
“你想在乡村里生活，却不去奉承你的邻居，也不听他们扯闲谈，那真是大错特错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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