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歇洛克·福尔摩斯一直都称呼爱仁娜·阿得勒为“那位女人”，我几乎没有听见过他称呼她别的。那位女人才貌双全，在福尔摩斯心中，她的一切都比其他的女人出类拔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对爱仁娜·阿得勒产生了什么爱情。因为福尔摩斯是一个追求理性、思想古板严谨但又很沉着冷静的人，对于他来说，一切情感尤其是爱情，与他都是不相干的。我觉着，他就像是一架专门用于观察和推理的没有缺陷的机器。但是让他作为一个情人，他就不知道把自己放在哪个位置了。他从来就没有说过脉脉含情的话，相反经常用讥笑和嘲讽的口气说话。也许，对于观察家来说，非常赞赏那种温柔的情话，因为它可以揭示一个人的动机和行为。可是，对于一个受过训练的理论家来说，这种情感只会分散他的精力，侵扰他周密严谨的性格，使他的智力成果受到怀疑。如果在他的头脑中掺杂了强烈的个人情感，那么它引起的扰乱，比在精密仪器中放进砂粒，或者高倍放大镜镜头有裂纹更严重。但是却有这样一个女人，一个已经去世的爱仁娜·阿得勒，还存留在他模糊的有问题的记忆之中。
最近一段时间我很少和福尔摩斯见面。在我结婚以后，以家庭为中心的种种乐趣占去了我大部分注意力，和他来往的次数日渐少了。我非常完美的生活和作为家庭主人产生的家庭乐趣，深深地吸引了我。但是，福尔摩斯放荡不羁，不愿受社会礼仪的约束，因此，他还是住在贝克街原来的房子里，置身于旧书之中。他服用可卡因一个星期，再疯狂的一个星期，就处在这样一种由药物引起的昏睡状态和强烈的有着旺盛精力的工作状态互相交替的生活之中。一周又一周的往复循环。还是像以前一样，他依旧热心于研究犯罪行为，用自己超凡的智力才能和观察力去寻找线索、侦破案件，而这些难解之谜则被官方警察认为无法解破。我有时也听到一些关于福尔摩斯的情况：比如说他被请到奥得飒去侦破德雷拨夫暗杀案，侦破了发生在特伦可马里的罕见惨案——阿特金森兄弟惨案；最后还有他为荷兰王室极其周密而成功地完成了一项使命的传闻。可除了这些和普通读者一样从报章中得到的关于他的消息外，我几乎丝毫不了解这位老朋友、老伙伴的其他情况。
有天晚上，也就是一八八八年三月二十日晚，我在出诊归来的途中(因为我已经恢复了行医)刚好路过贝克街。当我路过那记忆犹新的门洞，我总是把它和我的追求和“血字的分析”一案中那些神秘事件联系在一起，心里骤然涌出一种想见福尔摩斯的强烈愿望，了解一下他那非凡的能力正运用于何处。他的房间里灯火通明。就在我抬头仰望时，他瘦高的身影在窗帘上掠过了两次。他正低着头，反剪双手在房间里飞快地踱步。我对他的情绪和生活习惯了若指掌，所以对他的态度和举止一目了然。从药物中刚刚清醒过来的他又在工作了，正醉心于某个新问题。我按了按门铃，然后被福尔摩斯领进一个房间——以前这房间的一部分是属于我的。
他的态度并不那么热情——他很少这样，但我想他很高兴见到我。他一个字都没说，但目光亲切地把手一扬，示意我坐到一张扶手椅上，又扔过他那盒雪茄，最后指了指放在角落里的酒精瓶和小型煤气炉。然后他就站到壁炉跟前，用他独特的内省方法从上到下地打量了我一番。
“婚姻对你很合适，”他评价说，“华生，自从我们上次见面以后，我想你已经胖了七磅半了。”
“七磅！”我回答说。
“的确的确，华生。我认为七磅多，就多了那么一点，我想。看你这样子，又开始行医了。你可没跟我说过你要重操旧业。”
“那你怎么知道的？”
“推断出来的。要不然我怎么知道你近来常常被雨淋得像只落汤鸡，而且你的女佣很笨手笨脚、粗心大意呢？”
“嗨，我亲爱的福尔摩斯！这太不可思议了！要是你生活在几个世纪前，准会被人以火刑烧死。我星期四确实到乡下去过一趟，回来时被雨淋得不成样子。可我换过衣服了，真不知道你怎么推断出来的。至于玛丽？珍，那名女佣，她算是不可救药了。我妻子已经把她打发走了。可我还是不知道你是怎么推断的。”
他自顾自笑了起来，一边还搓着那双细长、神经质的瘦手。
“事情本就不复杂嘛，”他说，“我看到炉火照到你左脚上那只皮鞋的内侧有六道几乎平行的划痕，这显然是有人为了刮掉沾在鞋边上的泥疙瘩，粗心大意地顺着鞋跟刮的时候搞的。所以你瞧，我就这样推断出两个结论：一是你曾在恶劣天气下外出；二是你穿的皮鞋上特别难看的划痕是伦敦女佣所为。至于你重操旧业，这么说吧，假如一个人走进我房间，满身是碘酒的气味，右手食指上有硝酸银腐蚀的黑斑，高顶黑色大礼帽右侧突起一块，说明那里藏着他的听诊器，我要是不断言他是个职业医生，那不是太迟钝了点吗？”
我对他如此地解释他的推断过程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每次听你推理，我总觉得 事情简单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而我自己也能作出同样推理；可在你解释之前我总是对你下一步推理感到迷惑不解，直到你解释完我才恍然大悟。不过我还是认为我的眼力和你的一样好。”
“确实是这样，”他说着点燃了一根烟，舒展着身子靠在扶手椅上，说：“你只是看，而我是在观察，这二者之间有很明显的区别。比如说，你经常走从下面大厅到这间屋子的楼梯吧？”
“经常走。”
“有多少次了？”
“不少于几百次吧。”
“请问，这个楼梯有多少级？”
“多少级？我不知道。”
“这就对了。因为你只是看，并没有观察。这就是我要说的。你看，我知道楼梯共有十七级，因为我观察过了。既然你对一些小问题感兴趣，又经常把我的经验记录下来，想来你可能也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一张粉红色的一直放在桌子上的厚便条纸被他递到我面前。“这是最近邮差送来的，”他说，“你大声念一遍。”
这张便条纸上没有日期，也没有署名和地址。
我大声念道：
〔便条上写着：〕“某人将于今晚七时三刻来访，有重要事情要与阁下相商。阁下最近为欧洲某一王室效力，结果甚好，表明阁下足以承办大事。阁下大名广播四方，我等甚知。届时望勿外出。来访者如戴面具，请勿见怪。”
“这倒是一件很神秘的事情，”我说，“你认为这是怎么回事？”
“我目前还没有找到论据。在我没有足够的事实作依据之前就妄加推测，那就犯了最大的错误。有的人在不自觉中勉强地用事实来适应理论，而不是以理论来适应事实。现在，我就眼前的这张便条，你看看能推断出什么来？”
我仔细地观察这些笔迹和这张便条。
“写这张条子的人可能很有钱，”我说着，竭尽全力地模仿福尔摩斯的推理，“这样的纸半个克朗买不了一叠。纸的质量特别好。”
“特别——就是这两个字，”福尔摩斯说，“ 这根本就不是出产在英国的纸，你对着光看看。”
我把纸举起来对着光，发现纸张的纤维中有一个大写的“E”和一个小写的“g”、一个“”以及一个大“G”和一个小“t”交织在一起。
“你对此有什么看法？”福尔摩斯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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