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按照他的吩咐做了。等律师来了，他把我召进了他的房间。那里炉火熊熊，壁炉的栏杆上有一堆蓬松的黑灰，好像是烧过的纸。那个黄铜匣子敞着放在一边，里面什么也没有。我朝那匣子瞥了一眼，发现匣盖上面也印着和早上那个信封上一模一样的三个K字，便吃了一惊。
“‘约翰，我希望你作为我遗嘱的见证人。’伯伯对我说，‘我把我的产业，连同其好处和弊端，全部留给我弟弟，也就是你父亲。这份产业毫无疑问将来会传给你的。如果你能平静地享受它，那就再好不过了；可万一你发现没法享用，孩子，那我就劝你把它留给你的死敌。我很遗憾给你留下这么一份双面刃似的东西；可我无法告诉你事情会朝哪个方向发展。请你在佛德先生指出的地方签名吧。’
“我按照律师的指点在遗嘱上签了字，然后律师把遗嘱带走了。福尔摩斯先生，您可以想到这件古怪的事给我留下的该是何等挥之不去的印象。我苦思冥想，把事情翻来覆去地考虑再三，却怎么都弄不清其中的奥秘。说随着时光的流逝，加上没发生什么干扰我们日常生活的事情，这件事留在我心头的莫名的恐惧感倒是逐渐减轻了，却无法根除。而且我看得出来伯伯的变化：他更加嗜酒如命，更加避免社交。他大部分时间是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可有时候又会冲出房间发酒疯，有时手里握着左轮手枪，一边在花园里乱撕乱掐，一边呐喊，一遍又一遍地嚷嚷说他无论是魔鬼还是人都不怕，谁也别想象关绵羊一样囚禁他，他像一个再也无法忍受内心深处的恐惧的人。每当这种时候，我都看到他脸上汗涔涔地发亮，天气再冷也这样，就像刚从浴缸里出来似的。
“结局是，有一次，他又喝醉了，跑了出去。我找到他时，发现他摔倒在花园的一个很浅的污水坑里，面朝下，已经死了。我们并未找到有任何他杀的迹象，因此，被断定为‘自杀’事件。可是我，不相信他会自寻短见。但是事情确实发生了。按照遗嘱，我父亲继承了他的一切。”
“稍等一下，”福尔摩斯说，“这个案情的确是我经手过的一件最奇怪的案子，麻烦你把你伯父接到那封信的日期和他死的日期告诉我。”
“收到信的日期是一八八三年三月十日，五月二日死的。”
“请继续讲下去。”
“我父亲根据遗嘱接受了我伯父的房产。我们找到了那个黄铜匣子，但是里面已空了。在匣盖的里面有个写着‘K、K、K’三个大写字母的纸标签，下边还附有“信件、备忘录、收据和一份记录”等字样，这些可能表明伯父所销毁的东西的性质。除了有许多散乱的文件和一本记有我伯父在美洲生活情况的笔记本外其他的东西都不重要。其中一些是关于战后南方各州重建时期发生的一些政治事件，显然伯父曾积极参加过反对北方派来的贪官的活动。
“在一八八四年初，父亲住进了伯父的房间，我们平安地度过了一年，但在元旦过后的第四天，我们正吃早饭时，也收到了一封信，从里面依次滚出了五个干瘪的桔核。他也惊恐异常，直冒冷汗。
“‘怎么会这样？’父亲问我。
“这是‘K、K、K’，我说。
“他看看信封的内层，‘非常正确’，他惊叫起来，‘完全一样，这上面还有话’。
“‘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我看着信封念道。
“‘什么文件？放在什么日晷仪上？’。
“‘只有花园有日晷仪，’我说文件一定是被伯父烧掉了。
“父亲有些生气了，‘是谁寄来的？’
“‘从伦敦寄来的。’我望了一下邮戳。
“他说，‘日晷仪、文件，与我有什么联系？’
“‘我们报警吧，’我主张。
“‘不必让他们嘲笑我们的荒唐，我可办不到。’
“‘那么让我去报案吧。’
“‘不，我们没必要为这种荒唐的事伤脑筋。’
“因为他一贯固执己见，我惊恐地走开，感觉有什么灾难将要发生。
“接到信后第三天，父亲去看望弗里博迪少校。他的老朋友，现在是普茨坦山一处堡垒的指挥官。为他的出访我感到非常高兴，好像他离开了家就可远离危险。但是我想错了。他出门的第二天，少校拍了一封电报给我，要我马上到他那里，我父亲摔倒在一个很深的白垩矿坑里，在附近地区有许多这样的矿坑。他的头骨跌碎了，躺在里面人事不知。我急切地赶去看他，可是他再也没恢复知觉，从此离开了人世。显然，黄昏前他从弗尔亥姆回家，由于不熟悉乡间的路，白垩坑又没有栏杆阻挡，因此，验尸官迅速做出了‘由于意外致死’的判断。我非常谨慎地检查了与他的死有关的每件事，但却未发现有谋杀意图的任何事实。现场没有脚印，没有暴力的迹象，没有发生抢劫，更没有发现路上有陌生人出现的记录。但即使我不说您也知道，我的心情是极不平静的。我几乎可以断定：在他的周围一定有人策划了什么阴谋。
“在这种情况下，我继承了财产。您也许会问为什么不干脆把它卖掉算了。我的回答是：因为我相信，由于我伯父生前的某些意外事故，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家的灾难。因此不论在哪所房子里，祸事一定同样紧紧地威胁着我们。
“我父亲是在一八八五年一月遭到不幸的，到今天已经两年八个月了。在这段时间里，我在霍耳萨姆过得还算幸福。我甚至开始抱着这样的希望：灾难已经永远远离我家了，它已经与我的上一代人一起埋藏了。但谁料想我的自我安慰还为时过早。昨天早上，灾难又一次降临了，情况和当年我父亲所遇到的一模一样。”
那年轻人走到桌旁，从背心口袋里拿出了揉皱的信封，从中倒出五个干瘪的桔核。
“这就是那个信封，”他继续说，“邮戳盖的是伦敦东区。信封里和我父亲收到的信封一样，还是‘KKK’几个字。然后就是‘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
“您有没有采取什么措施？”福尔摩斯问道。
“没有。”
“没有？！”
“我觉得自己无能为力，这阴谋是任何措施都预防不了的。”
“不，不，”福尔摩斯叫，“你得立即行动啊，现在你必须打起精神挽救自己。”
“我已向警察寻求帮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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