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想辞职,不如我陪你一起辞职,咱们一并退归林下,过安生日子。这个总里做着里外不是人,我也没什么兴趣当下去。可是眼下,山东公然叛乱,我军首役不利,你这个时候辞职,不是助长叛军声势?折了我们自己的威风。就算你对我有意见,对菊翁,你总没意见吧?还是大哥对我军如此没有信心,担心鲁军他日追究?”
汪士珍摇头道:“我对你和菊翁,都谈不到意见,对鲁军更不会担心。大家都是北洋旧人,谁对谁又有什么过不去的仇恨?但是,这个官我是不好再做了。我是直隶人,跟曹赵二人都是大同乡,自己也是督军团的首领,头上还顶着鲁奸的帽子。那些逃出京去的议员,也有不少人拿着我开的条子。陆军部已经不让我参与军事计划策划,我这个参谋长,除了每天假装上上班,拿拿干饷,还有什么用?这种虚官,我在前金做了很久,现在么……不想再做了。我虽然不是大富之家,但是生活不成问题,你总不能看着我这个老朋友饿死,正好让我落个清闲不好么?”
段芝泉心知,这一准又是徐又铮惹出来的乱子。直鲁联省自制之后,就开始在正府里裁减河北、山东两省职员,改以安徽人充任。可问题是,京城因为地理原因,大量河北人在部门任职是不可免之事。
仓促间的裁员,让正府的行政能力大为削弱,很多部门几近瘫痪。现在,不少部门里的职员,甚至是刚毕业的年轻人。但是为了作战需要,这部分情况不好追究,搞到汪士珍头上,这就未免太难看。
他连忙道:“大哥,这一定是下面的人,搞出了纰漏。小弟可从不曾怀疑过大哥什么,您这就回陆军部,小弟随后打电话过,我看看谁还敢不让大哥管事。”
“不了,就算你让我管,我怕是也管不了。这种大仗,我哪有能力指挥,到时候出了纰漏,岂不是做实了鲁军探子的罪名?算了,人贵有自知之明,我没有这么大的本事,正好把位子让出来,交给有能之人。再说,即使不说职权的事,就说舆论,我也扛不住了。”
他指指外面“芝泉,胜负兵家常事,一两战的胜负,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但是你应该多到外面走一走,听一听。现在京城的处境,你是知道的。商人罢市,学生霸课,工人霸工。整个京城市面几近瘫痪,就算铁珊用军队维持秩序,也无非是让那些人不敢上街,可是没办法让市面繁荣起来。京城首善之地,向来是纸醉金迷的销金窟,可现在到好,萧条到什么地步了?粮行米价一日三涨,中卡合作银行发行的钞票,每天都在贬值。我的家里,也接到不少父老的请愿书,希望我能发挥作用,制止内战。我自知没这么大的本事,只好不做官。芝泉,听我一句劝,你的名声向来不差,可千万不要做第二个袁慰亭。二十一条,金佛郎案,皆为丧权辱国之举,我辈且不可妄为……”
段芝泉被说的脸阵阵发烫,心里也在百感交集。随着吴自新的指认,这几件事已经不可能靠混赖来蒙混过关。扶桑的二十一条可以效法山东的普鲁士贷款,事成之后不予认可。可是金佛郎贷款事件已成定局,固然皖系获得了大笔资金,可是国家损失更大。事情闹大之后,即使本系统内,也有人多生不满。查封共、交两行,更让自己站在了百姓的对立面上。
事实上,山东并不怎么干净,可是老百姓评判是非的标准,更多是基于自身得失,而非公义。正元如何转移两行资产,从两行身上吸取血肉,对于老百姓来说,并没有太大意义。
普通百姓关心的,只是自己在两行的存款能否保证,两行发行的钞票,又是否能在经济领域流通。自己是否可以继续使用便宜好用的鲁货,以及买到山东提供的粮食。至于谁在两行做了什么,鲁货行销,于民生的影响,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从鲁票兑共交票开始,山东在保证利益同时,也在百姓中间获取了极好的名声。现在,这种播种到了丰收的时候。
与山东相比,正府的公信力反倒大不如山东。倒是正府方面,不管是查抄山东资产,还是废止鲁票,都受到了来自民间以及正界的阻力。共合不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正府又一向控制力不强,导致真想推行一个政策下去,实际也不容易。
中卡合作银行虽然也在发行钞票,可是不管是信用还是能力,都不足以对抗共交两大行,王叔鲁号称高才生,可是才能这种事,确实存在高下之分。即使以段芝泉的能力,也看的出,王与陈冷荷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前线需要资金,可是其所能想到的办法,只有多发钞票一条,这与洪宪时代,滥发共交票给前线发军饷如出一辙。
饮鸩止渴。可以想象,这样搞下去,中卡银行发的票子,很快就会被百姓弃用。而为了对直鲁联军作战发行的统一公债,以山东的资产作为抵押,本以为可以成为抢手货。不想甫一发行,即遭冷遇,财经金融界人士无人问津,除了强行摊派以外,竟是卖不出去一毛钱的公债。
作为前金时代的官僚,段芝泉对于舆论战并不十分重视,在他看来,不管说的天花乱坠,最后都是要靠实力来决定胜负。可是,在舆论战处于劣势之后,他不得不承认,千夫所指的滋味,一点也不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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