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我们四个去凌宗观接申田，其他人都待在道观待命。一见面，申田就给我们详细讲述看门张师给他打来电话的所有内容。听申田的介绍，张师给他说来的这伙人，很嚣张，又是拿着介绍信，又是带着工作证。张师都看过，写的是国家文物局。而且，这些人带的工具非常专业，考古的设备一应俱全。这些人还在周围拉起警戒绳，将整个遗址圈起来，将里面划分成很多块。
听起来，这些人的做法确实是专业水平。在考古现场划分区块，然后根据划分的区块，一点一点探查。这个过程通常很缓慢，所以说考古不是个三下五除二就能结局的工种。
但是，这些专业的人，在已经完成考古的遗址上还能考什么？这片地还需要考什么古？我对这些人的身份表示怀疑，当然，也有可能是这遗址下还埋藏着更早的东西。
在我国的考古历史上也确实出现过，在某些墓葬下发现更早朝代墓葬的先例。只是，我不大相信，西周的建筑群遗址下还能埋藏着一个底下城市？从年代上推测确实不太可能。
大约两个小时后，我们五个来到岐山凤雏村西周遗址。看门的张师见我们的车驶进来，急忙出来迎接，随后将我们请进屋。
张师傅说道：“你们可来了。看见没？从我这儿再往前都拉上了警戒线，这伙人通宵干。我打电话给上头汇报咧，么有回复。但是我总感觉哪里不太对，你们不要这么多人出去，免得他们生疑。”
通宵干？！我去，就算是考古队通常情况下都不会通宵干。一是，夜间视线不好，容易在考古时损坏到待出土的文物。二是，考古本来就是慢工出细活。哪儿有赶工的，除非是真正的抢救发掘。
我国的考古工作，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经常打着抢救发掘的名义，发掘本不该发掘的墓葬。最出名的应该就是唐高宗李治和其皇后，也就是后来的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的合葬陵——乾陵。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零年，考古工作队通过对乾陵的勘察、钻探，终于找到了墓道口。进行了一段试掘后，考古工作队又用原夯土回填。一直以来，官方的解释是，为了确保陵墓安全。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而当初为什么下令发掘乾陵，充分体现那段时期考古工作者水平有多么低下。好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西北大学、北京大学，两个中国顶级考古系的毕业生，都已遍布祖国各省的文物系统，也将“保护文物，首先是不破坏”的现代考古理念发扬光大。
这里给大家讲这些，就是为了告诉大家，七十年代以前，真正的抢救发掘其实很少的。
“这样吧，他们通宵干，我们就轮流值班，三班倒。看看他们究竟在做什么。”我对大家说道。
郭大胆像是想到什么，说：“你们都待在屋里，我去会会他们。”
郭大胆说着就要出门，我将他拽住，问道：“你疯了？这帮人肯定不是善茬。”
“大白天的他们不敢对我一个瞎子怎么样，放心！”郭大胆说道。
郭大胆拿出他的导盲棍走了出去，慢慢靠近警戒线，然后直接冲了过去，警戒线被他这么一冲击，断开了。郭大胆装模作样的继续前进。谁知道刚走过警戒线还没三十米，从旁边突然过来两个戴墨镜的壮汉，将郭大胆拦住。郭大胆与他们说了些什么，被一个壮汉扶着朝屋子走来。
“都去里间。张师，你应付一下。”我对大家说道。
壮汉将郭大胆带到张师傅的房间，给张师傅说这个人是来找他的，张师傅借口郭大胆是他侄子塘塞了过去。壮汉走出房间前还给张师傅强调道：“不要越过警戒线，影响考古进度，我保证你没好果子吃。”
壮汉离去，我们都从里间出来。郭大胆就对我们说：“里面人不少，场面挺大。没有挖掘，我看拿的都是仪器设备，在探测什么。而且，周围负责警戒的也不是武警。”
“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武警？没准是便衣呢？”我问。
郭大胆摇摇头说：“不可能，另外那个墨镜的脖子后面后纹身。武警不允许有纹身！”
“考古队不用武警，这确实奇怪。”我想了想说，“张师，你跟上头是电话汇报的么？”
“对对，我给县上文物局打的电话，他们说核实以后给我通知。这都三天过去了，也没见有人给我通知。”张师傅说道。
“电话不靠谱，这样吧，申田，你动用你的关系，通知省上文物局。”我说。
“好！”申田答应一声，走进里间打电话去了。
“孙小波、火车、郭大胆，咱们四个先把申田的摄像机架到房顶去，隐秘拍摄，不能让这伙人看到。再连上监视器，在屋里看着屏幕值班。”我说道。
“把车开后头去，屋子后头能停车。”张师傅对我们说道。
我们几个爬上屋顶，装模作样的给卫星电视的天线调方向，顺便将摄像机架到房顶，用防雨布包裹起来。四个人轮流值班盯着监视器，孙小波先盯着。我、郭大胆和火车准备绕着遗址走一走，看看有没有疏于防范的地方，能够靠近看看究竟。
申田很快打完电话出来，对我说道：“给省文物局的人汇报了这边的情况，他说这个事情他们知道，说确实是中央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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