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下一步，我想我们可以试着改变一下现在的税收基础。”景文说道。
“改变税收基础？这个有什么意义吗？”马周问道。
景文解释道：“原先我们大唐的税收基础，是建立在租庸调的基础上面。而租庸调是以人丁作为税收基础，也就是每个人生下来，一旦成年了都要缴纳农业税。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每个百姓都要缴纳农业税，而这个税收制度是以人丁来计算。那问题来了，也就是说不管是每个人手里面的土地多，还是土地少，都是缴纳一样的税赋。如果以后百姓没有土地，那怎么承担得起呢？我原先也跟皇上说过，开发江南是我大唐长治久安的原因。而我大唐的均田制，恐怕不长久啊！所以，必须要改变现在的税收基础，而不应该把人丁作为税收的基础。我想，最好还是把税收的基础建立在土地上面。”
唐朝实行的是均田制，所以理论上来说每一个百姓一出生都有土地可以由国家授予。可是土地是不变的，人口也就是不断增加。用不了多少年，人口恢复了，土地也就越来越少。而且，唐朝还有一个更坑爹的就是不抑制土地兼并，这样也就会造成了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部分人手里面。而到了最后，百姓没有土地可以获得，那自然也就无法承担税赋了。
可是唐朝的租庸调都是建立在人丁上面的，也就是说不管你有没有土地，都要交税，这个是人丁的义务。而这种方法。在开国初年的时候，人口少，几乎每一个百姓都能够获得土地，这样大家当然承担得起。万一过了几十年，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那最后没有土地的百姓无法承担以人丁作为计量单位的税收制度，这样他们也就会逃避税收而逃亡。甚至，最后揭竿而起。
现在开发了江南，可是江南开发也需要大量的人口。可是这个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没有人口的话江南开发也就迟迟无法进行。至于接下来，就要动员百姓去江南去讨生活。可是这个过程也是非常艰难的。毕竟，中国百姓都是谁故土难离，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且现在百姓在中原这个花花世界还能够生活得很好，为什么一定要去江南那个穷乡僻壤生活？这个时代的江南，可不是后世那个已经开发成为鱼米之乡的江南。到了那个地方可就要一切从头再来，几乎很多配套设施都没有。这个才是令人头痛的问题啊！
所以，景文必须想办法让百姓过去，而最好的办法也就是“逼迫”。如果不用现实生活来逼迫，百姓根本不会想着过去的。而景文也不一定认为土地兼并不好，就是要看你的执政思维是如何。如果执政思维只是想要苟且偷安，那当然最好是抑制土地兼并。可是如果土地兼并用好了，那完全可以把国内土地兼并的压力。转化为对外开疆拓土的动力。中国百姓都是如此，只要还有一口吃的，都不会轻易造反。而中国古代皇帝大臣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不会对外宣泄这种压力。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