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退位，慈禧被枪杀，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震动是巨大的。象是起到了化学反应，原本还在做最后负隅顽抗的各省纷纷放下了武器，宣布效忠中华帝国。至1906年3月，中华大地上除了新疆、西藏保持沉默，山东一半尚在袁世凯控制中，东北驻扎有十余万日军外，绝大部分已经画到了中华帝国的版图上。
吴佩孚的4师，谷学宾的3师，接到命令停止了前进，暂时停止进入新疆和西藏，少数民族问题，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相当敏感的。李国勇并不想动用武力，而是希望通过谈判的方式和平解决这两个地方。东北方面，帝国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李国勇也不想提前动它，暂时搁置一下是眼前最好的选择。而在中国地图右下角，那个被割让给日本的小岛，也是李国勇必要要收回来的土地。
自从帝国军队开进北京以后，大部分的事情都是靠谈判来解决的，但唯独在山东，袁世凯几次派人向帝国表达了谈判的愿望，希望有条件地服从帝国政府，也希望能以两广模式为参照，保持山东一段时候的自治，但却都被李国勇强硬地拒绝了，甚至还给前线的蔡锷下达了一个月内彻底歼灭北洋军，收复山东的死命令。
做为中国大陆上仅次于帝国军队的第二大武装，李国勇不想养虎为患，必须趁着它最虚弱的时候干净利落的消灭它。同时对于袁世凯此人，李国勇也向来没有任何好感。这个历史上有名的窃国大盗，对内大玩两面派，采用欺骗的方式窃取了中国的最高权利；对外则卑躬屈膝，出卖中国主权，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既是最好的例子。
在外交上，起码帝国目前是顺风顺水的，继德俄两国之后，美英法三大强国也迫不及待地承认了帝国政府的合法地位。摸准了列强心思的李国勇，凭着领先于这个时代的知识，李国勇在各国间游刃有余，只不过他也知道，这种亲密的关系并不会维持很久，终有一天会到双方摊牌的时候。尤其是在自己已经基本上统一了全国，将目光投向被满清出卖出去的主权，割让掉的土地的时候，矛盾和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
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阿根-泰勒曾经在中华帝国呆过两年，也多次采访过帝国元首李国勇，回国后的他发过一篇关于中国的专论，其中涉及到李国勇的内容是：
“年轻的帝国元首李国勇和他同样年轻的国家总让人觉得深不可测，在我和李国勇不下二十次的接触中，他似乎每天都能带给我不一样的感觉。
说实话，他并没有一个上流社会贵族应有的气质，这点上让我觉得非常奇怪，出身于大清帝国前首相李鸿章家中的他，理应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但他看起来却一点也显示不出这点。上帝，看在上帝的面上，你千万不要被外表的假象所迷惑，在这张脸的背后，是一个谁也摸不清他在想什么的帝国元首。
厦门战役时的对日强硬态度，南京间谍案的雷霆手段（这次案件好像牵扯到了帝国高级官员对李地背叛，但每个人都对这个问题讳莫如深），都让人不由自主的感到害怕。甚至于在中国皇太后慈禧遇刺的事情上，虽然当时起码有几千人可以指证是醇亲王载沣所为，但事后亲王的极力否认，让我不得不怀疑此事是不是和李有关。
而在对待外国问题上，李的态度更加耐人寻味。从表面上看，他应该非常乐意与西方文明国家搞好关系，几乎就是西方各国忠诚不渝的朋友；但是奇怪的是，李在某些方面，却又表现出了他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
为了一点点小事（我所指的是‘秋津州号’事件，在这事上，李是明显袒护着俄国人的），不惜在各方面都准备好的情况下，冒着两面受敌的危险，也没有通知大英帝国，与亚洲第一军事强国日本大打出手，谁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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