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原来被寄予厚望的苏晨，竟然是第四个，可能成为冠军的对象。
易中天：
上一集我们讲到诸葛亮，而且讲到诸葛亮和曹操的相似之处。这话很容易，引起不同的意见，因为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这是完全相反的两个人，可谓汉贼不两立，怎么会是相似呢？如果我们读的是《三国志》，而不是《三国演义》，如果我们讲的是这两个人历史形象，而不是他的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如果我们撇开政治集团立场，撇开道德品质评价，单从政治路线看，这两个人确实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田余庆先生在讲到曹操的法家路线，讲到曹操的法治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三国中只有诸葛亮相可比拟，就是至少在法家路线依法治国这两条上，他两个人是一致的。而且我甚至认为诸葛亮在蜀汉执行的就是一条没有曹操的曹操路线，或者说反对曹魏的曹操路线。我们知道曹操要建立的就是一个法家寒族政权，是一个依法治国。而不是由士族地主阶级来垄断的这样一个政权，这一点诸葛亮和他是完全一样的。而且是在北方曹丕已经改变了他父亲的政治路线的时候，诸葛亮在南方，在益州还在坚持这样一条路线，这也是他最先灭亡的原因之一，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已然讲过，我们甚至会发现他们俩人的官衔都非常相似，曹操是丞相，封武平侯。命冀州牧；诸葛亮是丞相，封武襄侯，命益州牧。不同的在于什么？不同的在于曹操后来又当了魏公，后来又当了魏王，而诸葛亮没有封公，没有封王。但是并非没有这个动议，李严就曾经写信给诸葛亮要他加九锡，晋封王爵，让他称王，当然李严写这封信可能是不怀好意。也把他放到炉子上去烤一烤，问题是诸葛亮怎么回答的呢？诸葛亮先说我遭到先帝的殊遇，位极人臣。赐钱百亿，我已经非常感激了，而现在先帝的恩德还没有报效，我们的事业也还没有成功，根本不是谈加九锡，晋王爵这个问题的时候，接下来他说（画面字：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耶。）：“若灭魏斩睿”就是如果我们灭了曹魏。杀了曹睿，因为那个时候曹魏的皇帝已经是曹睿了。“帝还故居”我们皇上能够回到洛阳，“与诸子并升”我和诸位一起升官，“虽十命可受，况于九耶”那个时候你不要说给我加九锡，加十锡都行，我都能接受，那这个话常常认为不可靠，在历史上已经有人认为不可靠了，这个话在什么地方出来的呢？《诸葛亮集》，是他自己的文集里面的，但是历史上还是有人不相信，说诸葛亮这个人是很谦虚的，他怎么会说这种话呢？我的看法是他怎么就不能说这个话呢，三国时期的人是有血性的，就包括刘备，包括鲁肃，这些在某些作品中被描写的没有血性的人，其实都是很有血性的，诸葛亮就不能有血性吗？何况这个话他是反将李严一军嘛，但是很多人觉得这有损丞相形象啊，这个话不能讲啊，我的看法怎么就有损了，我觉得很光辉啊，我看了这句话我觉得太过瘾了，本来就是嘛，如果真的是统一了天下，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只不过前面有一些人是接受了这些封号以后他就篡位了，我可以不篡嘛，所以老实说这两个人真是有很多相似之处。
第一是自身区别。毕竟这是两个不同的人，他们自身是有区别的，就政治上而言，一个重要的区别是曹操称了公，称了王，诸葛亮没有，曹操的称公、称王就为后来曹丕的篡汉或者代汉打下了基础，因此不管曹丕的称帝是不是曹操的愿望，曹操都有洗刷不干净的这样的一个罪名，曹操到底想不想当皇帝，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四个字：听天由命。就是他既没有说一定要曹丕当皇帝，也没有说曹丕一定不能当皇帝，他说的是：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如果天命真的在我们曹家，儿子你就当皇帝，如果天命不在我们曹家，你就不要当。但是他牢牢把握一条最高权力得攥在咱曹家手里，我们必须大权独揽，权力一点不放，名分可以马虎一点，但是尽管如此，曹丕还是当了皇帝，曹丕当了皇帝这个篡汉的罪名只好曹操来背，他洗刷不干净，而诸葛亮绝无此嫌疑。那么后代的这些人还是正统思想很重的，他在这上面一定是大做文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曹操奸诈，诸葛亮坦诚。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你看诸葛亮搞过阴谋诡计吗？没有吧，他都堂堂正正地在做事，而正因为他堂堂正正做事，他累啊，所以他特别累。曹操还有很多时间去玩儿，我们看不出诸葛亮有时间去玩儿，太正派了。那么这也让后世的人要把这两个人分开了。但是我这里要交待一下曹操的奸诈后来也是被夸张了的，奸诈是有的，残酷也是有的，没有后人说得那么重，这个有很多历史学家已经做了清理了，有兴趣你们去读历史学家的书。第三点区别呢。就是曹操和诸葛亮都是真实的人。但如果要做一个区分的话，曹操更多的是真，诸葛亮更多的是实。曹操他敢说真话。而诸葛亮做事是很谨慎的，诸葛一生为谨慎。唯一一次被认为不谨慎就是十命可受，所以被人怀疑。而曹操不管，“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种话犯大忌讳的，得罪很多人的，别人一般人不敢说的，他就敢说。我们去读曹操的《述志令》你会发现这个人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很敢讲真话的人，我这个人是不是啊，出身不好，名声也不好，所以一开始野心也不大，就想做一个好的什么郡守啊、县令之类的，让大家觉得我这个人不是有能力的，但是慢慢的我野心大起来，我现在想做齐桓公、晋文公。他就这么实实在在地说，他真。诸葛亮实，脚踏实地地做事。实实在在地把一件一件事情做好，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是更喜欢实的，中国文化当中有一种精神就是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所以我们会更喜欢诸葛亮这样脚踏实地的人，而不喜欢曹操那样说一些犯忌讳话的人，自身区别的第四点呢，是曹操复杂，诸葛亮纯粹。诸葛亮是一个很纯粹的人，他就是一心一意地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一心一意地辅佐刘备，一心一意地治理好蜀国。全身心都扑在工作上，这样的一种人品是我们民族喜欢的。我们讲要做一个好人的时候，有一条就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按照这样一个标准诸葛亮当然是一个值得崇敬的人。我们不太喜欢象曹操这样复杂的人，曹操的性格我讲过，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一个人，田余庆先生总结了四句话，说曹操是什么人呢？叱咤风云的英雄，反抗传统的叛逆，文采**的才士，权诈忌刻的奸臣。权诈忌刻这就是奸，叱咤风云这就是雄，加起来就是奸雄，反抗传统，文采**，再加上我前面说的喜欢说真话，率性地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和自己的喜怒哀乐这叫可爱，合起来就是可爱的奸雄。这话很多人听不懂啊，奸雄怎么能可爱？听不懂我也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历史上有很多看起来矛盾的这些词，比方说儒将，儒雅就不会打仗，打仗就是大老粗，怎么会儒雅的？怎么可能有儒将呢？还比如说义盗，做贼那不是义，怎么会是有义盗呢？大家想想有没有义盗，有没有儒将，如果有义盗，有儒将，怎么就不可能有可爱的奸雄？所以曹操是一个可爱的奸雄。诸葛亮则是一个备受推崇，其实却不被真正理解的孤独的人，这是他们自身的区别，也是他们的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完全不同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文艺渲染。由于这两个人的历史形象本身就存在着差别，到了后代的文学艺术作品当中，这种差别被放大了。比方说曹操讲：宁我负人，毋人负人。八个字，还不是正史记载，到了《三国演义》里就变成了：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人。放大了，本来人家话是有对象的，宁肯我对不起他，不可他对不起我，是一对一的，加上一个天下人，变得普天下人了，放大多少倍？所以他的奸诈和残酷在文学艺术作品当中是被放大了的。另一方面，诸葛亮的智慧在文学艺术作品中也被放大了，什么草船借箭啊，借东风啊，空城计啊，编出多少故事来，因为这一段实际上在史书的记载上是空白啊，那么这样一种做法，作为文学艺术作品来说，它是符合文艺创作规律的，话要讲清楚，文学艺术作品要做什么呢？塑造典型。典型有两种，一种叫科学典型，一种叫艺术典型，科学典型选择的那个东西叫什么呢？叫标本，标本一定是这个物种当中最普通的那一种，一定没有任何特殊性，他才标准，标准的本嘛，标本嘛，比方说你做个臭虫标本，你一定要找个最一般的臭虫那才叫标本，叫科学典型。艺术典型刚好相反，艺术典型一定要把一个人当中某一个性格他把它突出出来，比方说要描写一个人非常吝啬，就吝啬到什么呢？吝啬到偷自己家里的东西，他才成为艺术典型。文学艺术作品他塑造典型那么这两个人他一定要把他典型化，一定要把他们身上某些特点加以渲染、突出，他才有艺术价值。所以说从文学艺术创作的规律来讲。文学家、艺术家这样做是对的，但是我们的观众一定要清楚地知道这是文学形象。不是历史形象，这是两个概念，这两个形象可以并存，但我们要把他分清楚，否则就是一笔糊涂帐，然后你再来讨论问题就没办法讨论。这种文学艺术的渲染除了典型化的这种需要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需要呢？有，政治需要。这是这两个人文学形象和艺术形象差别那么大的第三个原因。政治需要。什么政治需要？统治阶级需要一位忠臣，人民群众需要一位清官，文人、士大夫需要一位代表，三种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诸葛亮。因为我前面讲过了诸葛亮在蜀汉确实是八个字：位极人臣，大权独揽。依照他的能力、地位、声望完全可以做第二个曹操，他完全也可以封个公，称个王，最后把那个虽然不弱智，但是肯定斗不过他的刘禅赶下去，完全可以这样做。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这叫做千载难逢的一个忠臣的楷模啊，上哪儿找这么忠诚的人去？而且是一个乱世啊。你想，乱世英雄起四方，和尚摸得我摸不得，谁都可以捞一把的，太难得了，太值得肯定了，太值得大书特书了。所以统治阶级看中了这一点，需要一位忠臣，人民群众需要一位清官。我们中国人啊或者说我们传统社会的中国人有三个梦：第一个梦叫作明君梦，就是希望有个好皇帝。真命天子出来了，天下太平。如果皇帝指望不上了，他就希望有一位清官，就是第二个梦叫做清官梦，皇帝糊涂一点，我头顶上的父母官是个清官，我日子也还好过，如果清官也指望不上了，他还有第三个梦侠客梦，这个时候我就希望有一个侠客出来，半夜三更取那贪官首级，为我们报仇雪恨，为我们平反冤案，如果侠客也指望不上了呢？就只好指望武侠小说了，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武侠小说的原因。
好了，三个梦：明君梦、清官梦、侠客梦，这清官梦大家又选中了诸葛亮，因为诸葛亮确实廉洁奉公啊，而且执法公平啊，正因为他廉洁奉公、执法公平，所以他去世了以后，蜀国的老百姓都主动来祭祀他，至今崇拜他啊，寄托了我们人民群众这样一个社会理想啊，这是人民群众需要一位清官。第三个文人、士大夫需要一个代表。“士”这个阶层非常特别，它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是最低一等的贵族，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等的平民，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基本上没有不动产，有的是一身本事，有武艺的叫武士，有文才的叫文士，武士可以给别人做保镖或者刺客，文士可以去给别人做谋臣或者秘书，所以士这个阶层的特点他是一个要参与政治的，只有极个别，极个别真正不愿意参与的那叫隐士，其他的文士也好，武士也好他都要参与现实的社会政治。但是士这个阶层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他是独立的，他没有不动产，他是可以流动的，是所谓人才流动啊，他是可以流动的，因此他是什么？他是毛，毛要附在一张皮上才有作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一定要附在一张皮上，但是他又不肯附在一张皮上，因上附在一张皮上我就没有自尊了，没有尊严了，因此最好是什么呢？最好是皮来找毛，跟毛说你来附在我身上，我说我不去，你来吧，我不去，你来吧，好吧我勉强去，三顾，为什么后世那些人要把三顾夸成那个样子？就是表达了他这样一种政治需求，希望最好天底下的君主都象刘备一样请我三回，对不起，历史上就这一回，而且后世的皇帝不但不来请你，还告诉你，你想来依附吗？先考试，科场考试你知道是个什么样子？进门的时候是要脱光了衣服搜身的，怕你带个什么作弊的东西啊，全部光着身子进去，三国时代还有一位士人是三请才出来，他太羡慕了，三股力量集中在一起就塑造出诸葛亮的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了。因此他由人变成了神，那么有人问曹操呢？曹操为什么由人变成了鬼呢？道理也很简单，典型需要，正面典型还需要一反面典型，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才能够教育后代嘛，诸葛亮既然做了正面典型，那曹操当然去做反面典型了，活该你，谁要你闯在前面呢？谁要你自己有那么多毛病呢？谁让你被人抓住那么多把柄呢？政治需要。哪个皇帝都不希望自己的宰相学曹操，有那个皇帝喜欢？对不对？哪个做下级的也不喜欢自己的上司一不高兴杀人？谁喜欢？至于文人、士大夫当然不会表扬曹操了，因为曹操是宦官家庭出身的，你要知道宦官和士族是矛盾大大的，东汉末年叫做清流和浊流，根本是不能合流的，蔑视他还来不及呢，政治需要，第三个原因。
第四个原因，社会心理。中国人的社会心理是什么呢？圣人情结。因为中国是一个宗教意识就是我们民族是一个宗教意识淡薄的民族，在我们传统社会的社会生活中，其实是没有宗教的，我们没有本土宗教，宗教都是外来的，道教是宗教外来以后才出现的，不是自己产生出来的，我们不崇拜神，我们崇拜人，这是中西文化的差异，西方人崇拜神，而且基督教的神是无形的，基督教教义的上帝没有形状，不是人格神，他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存在，因此超越了所有的人，因此才可能实现在上帝面前的人人平等，才有了对上帝的忏悔，他实际上是一种内心独白。而中国呢？它没这个概念，中国传统没这个概念，它崇拜的是人，从伏羲开始，然后是周公，孔子，都是真人，真人崇拜，那么这个真人一旦他变成了崇拜对象就必须把他完美化，就把他神话，就要弄得他完美无缺，比方说孔子，后世被尊为大成至圣先师，甚至后来有一种说法说一个人，你只要在孔子身上学到三条你就是君子了，孔子太高大、太完美，高山仰止，你只能仰着头看，你学都学不来的，你学三条就不错了，有一个纨绔子弟、花花公子就说了，我就学了孔子三条，人说不可能，就你这么个人还能学到孔子三条，我当然学到三条：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唯酒无量。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真人崇拜是多么的可笑，是人他就会有弱点，是人他就会有缺点，是人他就会犯错误，世界上哪有无弱点、无缺点、不犯错误的人呢？那神都难免嘛，《圣经》里面那个上帝他也不知道伊甸田里有条蛇嘛，你说那蛇哪来的，是他创造的还是不是他创造的？是他创造的他不全善，外面进来的他不全能，外面进来一条蛇他不知道他不全知，神都难免犯错误何况人呢？那么由于我们有这样一个崇拜，我们就要把这个对象说得完美无缺，而在我看来一个人一旦变成完美无缺了，我就不相信，绝不可信，也绝不可爱，可爱的人一定是有缺点错误的，哪怕睡觉打呼噜，你总得有点缺点。
实际上，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在我们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当中的曹操和诸葛亮一个神一个鬼，恰恰就是我们人性的两面，人是复杂的，人是矛盾的，任何人的内心深处都有善与恶的斗争，当我们这个人性折射到文学艺术作品当中，折射到我们的民间传说当中就形成了这样两个形象，因此我们说他们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这枚硬币就是人性。他们也是长江的后浪和前浪，曹操是前浪，诸葛亮是后浪，都在致力推行一条属于庶族地主阶级的法家路线。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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