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以为这没有风险，这种事风险也是极大的。一旦提出必定会得罪现在的一些利益所得的阶层，首先在儒林之中就会有着许多的争论，学术之争，跟着而来就是仕途上的轧辄，身死名裂，不是无稽之谈。
但丁一提出的“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还是超出了他们预想的范围。
这不是要开创新学派的感觉啊！学派开创，自然就是开经讲学，在士林之中，把大多数的士子争取过来，使他们认同自己的观点才对，哪有说秘而不宣，不告诸于人的？连父母妻儿都不能相告，这听着不是要开新学派……
三人两两对望，从彼此眼神里，隐隐看到了恐惧的神色。
这感觉象是要谋逆！
如此就不是身死名裂啊，谋逆是会族诛的啊！
丁一看着他们三人表情却也没有什么意外，如果这三人连这层意思都听不出来，也便不值得丁某人去与之共谋大计了：“三位请回吧，七日之后午时，若是不改初衷，再于此重聚吧。若觉不妥，便将今日之言忘却就是，丁某依然当诸君是好友相待。”
然后不由分说，便教刘铁将这三人送出府去。
丁一当然不是想要自己当皇帝，若想这么干的话，从一开始就不是这做派了。但事实上，他要做的，也同样是一场革命，那就是君主立宪。事实上明朝并不是后世有些人所臆想的，最接近于君主立宪的年代，相反，明朝的集权是比宋代还更为严重，至少在制度上就是这样。
连相位都被削掉了，朱元璋也好朱棣也好，都是喜欢高度集权的角色。
而到了宣德年，大臣才开始敢和皇帝争夺相权，这一点，在景泰朝来说，算是大臣的一个阶段性胜利，因为景帝得位不正的问题，加上于谦的私德无亏又极强势，皇权被极大程度的限制。
而再继续下去，才有了虚君的局面，到了嘉靖万历年代，几十年不上朝，国家也照样运转，万历年间还去朝鲜把倭狗教训了一顿。倒是崇祯想要打破这种虚君的局面，结果就亡国了。但是，内阁大学士，其实是一个很尴尬的地位：虽无相名，实有相职；虽有相职，实无相权；既无相权，却有相责。
代丁一去把那三人送出去的刘铁此时回来禀报：“先生，关外有信来。”他对于丁一要干的事，是不太懂的，大约认为丁一要当皇帝罢了。只不过他原本就是被抄家没入贱籍的人，也没什么牵挂，若无丁一，他也就是供人使唤的奴才罢了，事实上他根本就不用选择。
丁一拆开信看了，却是陈三送来的，上面是用大食数字的密码写成，译将出来便是：十九日至京，七人。丁一走到火盆旁边，把这张纸引着火，投进火盆里，慢慢看它变成灰烬，连同这一封，已是第十四份焚尽于这火盆里的信件了。
目前来看，丁某人门下的子弟，还是可靠的，不论是各地行局的大使，还是远在关外的陈三，一旦召唤，都没有问为什么召唤他们？也没有一个人说手头的事安排不开，能否派他人前来？而是尽最快速度赶回来。起码在忠心上，还得很让丁一舒了一口气。
这让丁一可以抛去先前设想的许多手段，其实他担心的不是陈三，而是胡山这些各地行局的大使，因为他们更清楚雷霆书院那些学生的战力，只要不傻，都会明白丁一手中握着一支怎么样的力量。在效忠皇帝或师门之间，他们必须做一个选择。
丁一知道这么做很冒险，但他不得不慎重，这不是换个皇帝就能解决的问题，必须完成君主立宪，才能支撑向外扩张的理想，否则的话，就算丁一当上内阁首辅又如何？一切还不全是看自己的势力，看皇帝的宠信？
考据引证说颇为无趣，不如更直接一些：从法统上来讲，内阁大学士和城*管没什么本质上区别。内阁并不能正式的统率六部。否则的话，为何京师保卫战的首功，后世会归在于谦头上？为何于谦有本事架空陈循？因为陈循这首辅本身就是城*管大队长啊！
丁一是来到这时代的时间渐久，才认识到这一点的。
若不能立宪，他丁某人就算坐上首辅，也完全没有意义。
要不他先前也是认为，明朝是最接近君主立宪的。
此时丁某人凭栏眺望，看着天地一片银妆，丁一不禁长叹：“想不到，张居正也就是一个野蛮执法的城*管大队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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