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授业者为弟子，转向传受者为门生”。弟子是亲传，门生是再传。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当门下弟子多时，做不到每一个都亲自面授，便只能再由弟子来代师授课。大儒郑玄最初投学拜入马融门下后就是“门生”，三年没有见过老师的面，只能听其弟子转相授业。
荀贞啧啧称奇。他对宣博的了解只限於其人经历，对其学问并不清楚，既然碰上了他门下的门生，便决定和这里监门多聊几句，问道：“你在宣父门下都学了什么？”
“父从师阳翟郭氏，精通《小杜律》。小人首学者便是此律。”
《小杜律》是阳翟郭氏的家传。所谓“小杜”，是和“大杜”相区分的。前汉武帝时杜周、杜延年父子先后任廷尉、御史大夫，皆明习法律，时人称杜周为大杜，杜延年为小杜。此父子二人皆有律学传世，杜周所传是《大杜律》，杜延年所传即《小杜律》。
“律”和“令”虽并称“律令”，但并不相同，是两种不同的法典。“律”是禁止法，是对犯人的惩戒法，是刑罚法典；“令”是命令法，是行政法，是非刑罚法典。和“令”相比，“律”的权威性更高，更绝对，稳定性也较好，不容易变。
“律令”虽是面对全天下人而定下的行为规范，但“律令”本身不会执法，执法者人也。是人就有不同，或宽仁、或严苛，“治狱有宽严”，即所谓“罪同而论议”。同一个罪行，所欲活就“附生议”，所欲陷就“予死比”。律令的比附解释不同，传习便呈现分歧，遂有“章句”。
“章句”即“离章析句，求义明理”，本是读书人阅读古籍的一种分析方法，如《春秋》有《公羊章句》、《谷梁章句》。借用到律学上，便出现了律章句，采用训诂学的方法分析汉律，阐发法制，《大杜律》和《小杜律》就是这样产生的。
汉承秦制。有汉以来，对律法非常重视，前汉武帝“外儒而内法”，宣帝认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不可“纯任德教，用周政”。入本朝以来，虽儒家的学说被传播得越来越广泛，但律法的地位仍十分重要，许多的律法名家都世代以明律法而出仕高官。
特别颍川这个地方，春秋属郑，后归韩，又成为韩国的都城和主要势力范围，从郑国时的子产铸刑书、立法制，到申不害在韩国的变法，再到韩非集发家思想之大成，又及汉初的郡人贾山、晁错、韩安国等极力推崇刑名法术，从而形成了“高仕宦，好文法”的社会风气，不少家族都是世代习律，阳翟郭氏、长社钟氏便是其中翘楚。
也因受这风气的影响，颍阴荀氏虽是儒门，是以儒学传家的，但当年荀贞从荀衢读书时，也学过律法，读过《大杜律》、《小杜律》，虽谈不上精研，只是泛读，但对其也大略了解，当下随便举了个案例，让这里监门来按《小杜律》来分析断案。
里监门稍一思考，侃侃回答，虽无新意，但断案本就不需出新，只要中规中距、公正平允就行。荀贞越发惊叹，又问道：“《小杜律》之外，你还学了什么？”
“父亦通《诗》，擅隶。小人皆有学习。”
“噢？你学过《诗》？我且再考你一考，‘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出自何篇？是何意也？”
“出自《卫风》，意为淇水曲处，绿竹美盛。谦谦的君子在这里努力苦读，提高自己的修养，就像切磋琢磨骨角玉石一样。”里监门说完了，下拜谢道，“谢君勉励！……，小人以微蔑斗筲之身，能得良师，幸甚至哉！必从君言，如此君子，如切如磋。”
荀贞笑道：“我以美言赠你，你不可没有回报，以何报之？”
“君下车伊始，先拜三老，其德也高，小人无以为报，愿君能早日‘鹤鸣於九皋，声闻於天’。”“鹤鸣於九皋，声闻於天”也是出自《诗经》，本意是形容乡野贤士的。里监门用在此处，明显是善祷善颂，祝愿荀贞能早日名扬天下，升迁府台。
荀贞哈哈一笑，点了点他，说道：“你这是在祝福我？还是在告诉我，你的老师是乡野大贤？好一个一语双关。……，你叫什么名字？”
“小人时尚。”
“时尚？”荀贞嘿然，心道，“这名字起得好。”笑道，“你头前带路，引我去拜访汝师。”随在里监门后，入了里门，往里中走，他暗自想道：“一个门生就有此等学识，那么那‘十弟子’又是什么样的人呢？……，宣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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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老和祭祀。
祭祀本就和宗族有关，战国时“西门豹治邺”便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豹往到邺，会长老，问之民所疾苦。长老曰：‘苦为河伯娶妇，以故贫。’豹问其故，对曰：‘邺三老、廷掾常岁赋敛百姓，收取其钱得数百万，用其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与祝巫共分其余钱持归’”。
三老不是祭祀的主持，但是却能因祭祀而征收赋税。不过在两汉，这个情况有了变化。从西汉开始，一再限制三老的权力，虽依然尊崇之，但实际上却将其单纯地定位在了“教化”的角色上，再无任何实权。不过，仍保留了其参与祭祀的地位。
2，孝弟、力田。
此两职之设始自高后，“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到文帝时，改为在地方按照户口设置，使其走下了庙堂，深入了民间，更好地将教化工作落实到帝国的每一寸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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