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之间，一个多月过去。
时间很快来到了民国29年（1940年）元旦。
常校长照例发布了新年文告，号召全国军民坚定决心、继续抗战。
到这时候，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第四个年头，日军虽然已经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攻势，但是中国的处境却变得更加的糟糕。
一个最为浅显的事实就是，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锐减，各项开支却是剧增。
官僚统治集团的贪污腐败，相比抗战全面爆发前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在陪都重庆，权贵集团的各种醉生梦死、夜夜笙歌，不由得不让人想起杜牧一首名篇：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陪都重庆是一派亡国景象，前线更糟！
日本的和谈其实只是假象，他们的真正意图却是诱降！
诱降的对象也分级，最大的目标当然是常校长，但是日本人对常校长基本没有抱什么期望，他们的真正的目标，是手握大权的国民党高官，以及前线手握重兵的国军高级将领，这些人才是日本政府的重点诱降目标！
为了诱降这些目标，日本政府也真是不惜血本。
不过效果也是极好，从38年的下半年开始，便陆续有高级将领投敌，而到了39年的下半年更是形成一个叛国投敌的高潮。
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何行键、晋绥军副师长蔡雄飞都在这时候投敌，跟随他们一起投敌的还有好几十万的国军！
这种大规模的叛国投敌行为，对于军心士气的打击是空前的。
所以，在整个39年底到40年初，整个战场的气氛都很压抑。
浙闽战区取得义乌大捷所带来的士气提振效应，也荡然无存。
这时候，身为国府最高领袖，常校长最该做的，应该是下定决心，以大毅力、大勇气整顿史治官场，整肃部队军纪风貌，重新军心民心凝聚起来。
然而常校长却并没有这么做，他脑子里始终绷紧的只有一根弦——权力倾辄！
出于这样的思维方式，当正面战场上所面临的来自日军的军事压力减轻之后，常校长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整肃部队，更不是整顿史治，而是打压清除异己，尤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以及新四军！
于是在山西、华北乃至苏鲁战区都发生了大规模的磨擦事件。
小鬼子没来，但中国人自己却打起来了，着实让人痛心疾首。
不过，无论是在山西、江苏还是在河南，主动挑起磨擦的国军都没讨着便宜，反而被八路军或者新四军抓住机会，打了个落花流水。
……
所以这几天，常校长的心情不怎么美丽。
主要是国军在军事磨擦中处于全面下风，无论山西的朱怀冰，还是江苏的韩德勤，都在与共产党的军事摩擦中吃了大亏。
而更让常校长感到闹心的，还是朱良成。
毛森的暗杀小队出师不利，非但没能够在半路上杀掉朱良成，反而让朱良成带在身边的警卫人员杀得片甲不留。
毛森自己都负了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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