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科罗廖夫的军大衣还给了他，然后跟在他的后面上了车。
原以为因为我的迟到，而害得大家久等，一定会有人发几句牢骚甚至责备我。没想到当我忐忑不安地进了车厢后，看到的却是友善的目光，对于迟到的女兵，大家似乎表现得异常宽容，坐在前排的一位面熟的将军，甚至还冲我笑了笑。
我和科罗廖夫坐到了车厢的后排，刚坐稳，车便缓缓开动了。
我凑近科罗廖夫的耳边，悄悄地问：“巴维尔叔叔，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去克里姆林宫啊！”他有些诧异地反问我：“你来之前，费久宁斯基同志没告诉过你此行来莫斯科的目的吗？”
“告诉我什么？”我真的是一头雾水，十几个小时前，我还在阵地上洗衣服，衣服没晾完，被紧急招到了师部；到师部没待多长时间，又被集团军派来的人送到机场；再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就来到了莫斯科。整个过程中，我连费久宁斯基的面都没见到，送我去机场的那个少尉，嘴巴也紧得很，一点口风都没露，我怎么可能知道到莫斯科的目的呢？
听了我的小声说明后，科罗廖夫才恍然大悟，赶紧给我讲解起此行来莫斯科的目的。我们这次来莫斯科，一是莫斯科目前的局势很困难，统帅部把朱可夫大将从列宁格勒调过来，即将有新的任命；二是将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一个战术研讨会，针对我军前一阶段的作战状况，来进行一个系统的总结，参加的人员，除了统帅部的那些巨头外，其余的都是目前正在和德军作战的几个方面军的指挥员。
听了他的解释，我又好奇地问了一句：“朱可夫同志离开了列宁格勒，谁接替他的方面军司令员职务呢？”
“你猜猜？”他没有回答我，而是卖起了关子。“你应该猜得出来，是你认识的人。”
“是费久宁斯基少将吧。”我不假思索地答了出来。因为我知道费久宁斯基是朱可夫的副手，一直担任着方面军副司令员，是因为原四十二集团军的司令员因作战不力而被撤职后，他才去接管了这个集团军的指挥权。虽然他只是一个少将，但是根据他的工作能力和朱可夫对他的信任，接替方面军司令员职务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厉害，你真是太厉害了，一下就猜到啦。”他对我翘起了大拇指，正准备再说什么的时候，客车嘎地停了下来，坐在前排的那位上尉向导站了起来，转身向大家干巴巴地说道：“指挥员同志们，我们到地方了，请下车吧。”
我起身穿上军大衣，跟着大家走下了车，意外地发现外面居然是自己熟悉的红场，而车门此时正面对着列宁墓。虽然战争爆发后不久，列宁的水晶棺就转移到大后方去了，但是门口的岗哨依旧没有撤掉，两名高个子帅哥身穿崭新的呢子军大衣，手持钢枪目不斜视，如同钉子一样站在那里。
我们列队走上列宁墓北侧的观礼台，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我忍不住多地瞧了他们几眼，心里暗自嫉妒这两个士兵长得帅，如果后世的我能有他们那么英俊，不知道会迷倒多少年轻美貌的少女！
在红色花岗石和黑色长石建成的列宁墓，和高大的克里姆林宫红色宫墙之间，有片铺着大理石的空地。我们穿过观礼台后，就停在那里等待。
我们站的位置视野很开阔，我饶有兴趣地看着自己熟悉的这块地方。北面的历史博物馆，是一座19世纪时用红砖建成的三层建筑，具有典型俄罗斯风格。东面则是著名的古姆超级大商场，虽然里面的物价高得令人咂舌，但是其设计之独特、装修之豪华，完全可以与欧美最现代化的商场相媲美。南面是那座由大小九个塔楼组成的圣瓦西里教堂，极富特色，被戏称为洋葱头式圆顶，在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中独具一格，是红场的标志性建筑。教堂旁边是瓦西里斜坡，一直延伸到莫斯科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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