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停在了队伍的面前，深吸一口气后，开始向大家讲话，我大声地说：“指战员同志们，也许你们都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搞得我们自己人差点和自己人打起来。”说到这里，我有意停顿了一下，看队伍里有没有人说话。看到除了谢罗夫和那两名战士外，其余的人都是一脸茫然地看着我，这才接着往下说：“今天内务部的谢罗夫中尉，押着一名高炮团长戈尔曼中校到司令部去，说要将这位中校送上军事法庭。
你们一定不知道这位中校犯了什么过错，才会遭到被内务部的人逮捕，要送上军事法庭的下场吧？那么，现在我就告诉你们。在这位英勇的高炮团长手下，有个三百多人的女子高炮营，当敌人的坦克部队向我军阵地进攻时，这些姑娘勇敢地用高射炮平射，去轰击敌人的坦克。在经过一番激战后，高炮营的高炮全部被敌人的坦克摧毁，三百多个年轻的姑娘，就只剩下了三十几个。
作为高炮团团长的戈尔曼中校，他不忍心看到这些还在读十年级的年轻姑娘就这样白白的地送掉性命，于是做出一项大胆的决定，让剩下的三十多个姑娘离开战场，都撤回斯大林格勒去。
可这些姑娘在后撤的过程中，却遇到了谢罗夫中尉指挥的内务部督战队，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这些姑娘开枪射击。最后除了五个姑娘幸存外，其余的都惨死在他们的枪口下。”
我的话说到这里，混合队伍里的指战员们，都用仇恨地目光盯着站在第一排的内务部战士。而第一排的内务部战士，也有几个羞红了脸，深深地把头低了下来。
看到自己引起了大家的公愤，谢罗夫用微不可闻的声音辩解说：“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凡是擅自从战场撤退的人，不管男女，一律枪决。”
我没有接他的话题，而是用手指着左胸上的勋章，大声地问道：“指战员同志们，你们知道我的勋章是怎么得到的吗？”
虽然队伍里没有人回答，但大家的目光都无一例外地集中到我胸前的勋章上。我看到大家的注意力都被我吸引过来了。于是接着说：“我就给大家讲讲这个勋章的故事吧。”
“中校同志，我们还有重要的任务。可没有时间在这里听你讲什么勋章的故事。”谢罗夫不知道我接下来会说什么，所以忍不住出言阻止我。
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不客气地说道：“中尉同志，你不知道上级在说话时，下级是不能随便插嘴的吗？”虽然我从来不做用军衔压人的事情，不过今天对这些内务部的人，我就要破例一次。
看到谢罗夫中尉老实后，我开始讲自己的故事：“同志们。在获得第一枚勋章前，我是171会让站的一名高射机枪手。有一天，我在会让站附近发现了两名全副武装的德国兵，便去向会让站的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报告。准尉带着我和另外四名女兵去追击这两名出现在我军后方的德国兵，因为从地图上分析，他们有可能是想炸毁我军后方的桥梁和铁路，切断斯摩棱斯克和后方的联系。
准尉对当地的地形很熟悉。他带着我们抄小路提前来到了敌人的必经之路上，比布置好了阵地，准备等德国人一到，就将他们活捉或者消灭掉。
没想到，当敌人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才意外地发现原来敌人不是两个人。而是十六个人，而且个个都是全副武装，……”
“天啊！”站在前排的一名内务部战士忍不住叫了起来：“你们只有六个人，而且其中五个还是女的，你们能对付得了他们吗？”
“安静！”谢罗夫打断了他部下的话。不过我的故事显然也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好奇地问道：“中校同志。最后你们挡住敌人了吗？”
我继续按照自己的思路往下讲：“看到敌人的人数比我们多，装备也比我们好，准尉专门把我叫到一旁，理直气壮地说道：我们只有五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怎么对付这十六个武装到牙齿的德国鬼子。现在如果能有一挺装满子弹的机枪，杰格佳辽夫式的，或者三枝冲锋枪，再加上三个熟练的男兵，那么我们才有把握在这里利用地形把敌人挡住……你们五个要立刻走，要想办法活下来，就要走得远远的。
我当时反驳他说，不行，准尉同志，我们是战士，不能离开这里，我们要和你并肩战斗。
他当时就急了，冲着我发起火来，说：打仗不是女人的事，你们应该去做自己该做的事。
我再次反问他，你一个人能把德国人，十六个装备了冲锋枪的德国人，挡在这儿吗？
他当时无言以对。最后只好同意派一名战士回去报信，剩下的人留下来和他并肩战斗。”
“中校同志，最后的情况怎么样？你们把德国人挡住了吗？”这次提出问题的，是站在后排的警卫连战士。
我冲着那名战士笑了笑，肯定地回答说：“当然是挡住了，战士同志。”接着我的脸色一遍说道，“可我们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准尉瓦斯科夫和我都负了伤，剩下的四位姑娘都壮烈牺牲了。但是敌人一步也没能前进，他们被我们挡住了。不光被挡住了，而且其中的十一个德国人被我们消灭了，剩下的五个都当了我们的俘虏。
而我因为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后来被伏罗希洛夫元帅亲自授予了一枚红旗勋章和一枚勇敢奖章。大家看看就是这两枚。”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我还特意将两枚勋章提了起来。
“中校同志，您真是太棒了！”
“是啊，真是太了不起了！”
我的故事让大家兴奋地议论纷纷。
我抬手向下压了压，等大家都安静下来后，又接着说：“同志们，今天高炮团长戈尔曼中校所做的，和当初瓦斯科夫准尉所做的是一样的。他们说过同样一句话：我可以牺牲，我的战友们都可以牺牲，可我却不能让你们去牺牲，因为你们是女人，是应该受到我们保护的。”其实我后面说的话，并不是戈尔曼或者瓦斯科夫所说的，而是在后世，经常听那些俄罗斯男人所说的一句话。
“戈尔曼中校做得到，他不应该被送上军事法庭，他是英雄，他是英雄！”喊这话的，是见到戈尔曼被谢罗夫中尉押到指挥部去的那些警卫连的战士。
“戈尔曼中校是好样的！”这些是第208师的指战员们。
看到大家这样的态度，谢罗夫也不敢再坚持他原来的观点，低着头走到我的面前，向我认错道：“中校同志，我错了。我希望我能有机会弥补我的这个过错。”
见谢罗夫已经向我低头认错，我也就顺水推舟地说道：“中尉同志，不是还有五名女兵被你扣押着吗？既然你想赎罪的话，就向把她们放出来吧。”
谢罗夫赶紧点头，叫过一名部下来吩咐道：“你去卡车那里，把那五个姑娘带过来。记住，先给她们松绑再过来，态度要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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